沈從文傳「丁玲事件」前後(3)

「丁玲事件」前後(3)

　　7月，沈從文寫下長篇回憶文字《記丁玲女士》，在《國聞週報》上連載。在《記丁玲女士·跋》裡，沈從文這樣寫道：

　　他們的努力，只是為了「這個民族不甘滅亡」的努力，他們的希望，也只是「使你們不作奴隸」的希望，他們死的陸續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還仍然準備繼續死去。他們應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卻並不氣餒畏縮。只是我想問問：你們年輕人，對於這件事情，有過些什麼感想？當不良風氣黑暗勢力已到一個國內外知名的文學家可以憑空失蹤，且這作家可以永遠失蹤，從各方面我們皆尋不著一個能為人權與法律的負責者，也尋不著一個為呼籲人權尊嚴與法律尊嚴的負責者時，你們是不是也感到些責任？

　　一個前進作家他活下來時，假若他對於人生還有一點較遙遠的理想，為了接近那個理想，向理想努力，於生活中擔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於退縮的。他看准了他應取的方向，他對於他的犧牲便認為極其自然。他相信光明與正義所在，必不至於因為前面觸目驚心的犧牲了，就阻止了後面赴湯蹈火的繼續。他明白一頁較新的歷史，必須要若干年輕人的血寫成的。同這個社會中種種惡劣習氣作戰，同不良制度作戰，同愚蠢作戰，他就不能吝惜精力與熱血，他們力盡氣竭後，倒下去，僵了，腐爛了，好像完事了。在一般人記憶中，初初留下一個鮮明活躍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盡了。可是，他們卻相信，他們強悍的生，悲慘的死，是永遠不會為你們年輕人忘掉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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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記丁玲女士》結集為《記丁玲》交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時，卻遭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圖書審查委員會的嚴重刪削。書末的《編者話》說：沈從文先生所著《記丁玲》一稿，原文較本書所發表者多三萬餘字，敘至1932年為止，因特種原因，目前未能全部發表，特志數語，以告讀者。

　　《記丁玲》出版的當天，魯迅在致趙家璧的信中，這樣寫道：

　　《記丁玲》中，中間既有刪節，後面又截去這許多，原作簡直是遭毀了。以後的新書，有幾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罷。^②

　　自然，丁玲事實上沒有被殺害，而是被秘密囚禁于南京。1933年10月至年底，曾轉移至莫干山，隨後複被軟禁于南京。因丁玲寫了「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未經過什麼審訊」的字條，監禁較前略見松寬。1936年1月，丁玲開始在《大公報》、《文季月刊》上發表文章，冀望透過作品，向外界發出信號。於是，丁玲的住址立即為沈從文所知。（《大公報·文藝》這時雖然已由蕭乾署名主編，沈從文仍是實際上的「顧問」）不久，沈從文便去南京苜蓿園探望丁玲。可是，丁玲心裡，對沈從文卻有了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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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從文也來這裡看我了，但我們兩個人的心裡，都隱隱有一點芥蒂。原來在1933年我被秘密綁架後，社會上傳說紛紜，國民黨卻拒不承認。左聯同志不能出面，為營救我，想方設法托王會悟和他商量，擬用他的名義，把我母親從湖南接到上海來，出面同國民黨打官司，向國民黨要人；因為他同我母親也熟。

　　1929年我們兩家曾經同住上海薩坡賽路204號，他同他的母親、妹妹住三層樓，我和我母親住二層樓。1931年也頻犧牲後，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同我去，住在我家中，這次我被綁架後的第11天，即5月25日，沈從文還寫了一篇短文，題為《丁玲女士被捕》，抗議政府當局的非法，為我鳴不平。文章發表在6月4日出版的《獨立評論》第52號、53號合刊上，但發表時，刊物編者胡適寫了一則附記，說是沈文「排成後，已校對上版了，今日得著上海市長吳鐵城先生來電，說『報載丁玲女士被捕，並無其事。此間凡關於一切反動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此電很使我們放心。因版已排成，無法抽出此文，故附記此最近消息於此，以代更正（胡適，6月1日）。可能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大有來頭的更正，沈先生這時回信給王會悟說，丁玲並未被捕，而且她同我早已沒有來往了。

　　此後1934年他返湘西，路過常德，住在第二師範學校，有師生建議他應該去看一看我母親，但他不去；第二師範的同學們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親，並在我母親前面說了一些不平的話。原來那時沈從文正以摯友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記丁玲》的長文。我母親是飽經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過來人，對此倒沒有什麼很多的感慨，只覺得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驚小怪；她曾經把這些事當成別人的事那樣講給我聽。而我心裡卻有點難受。我對這個人的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種風風雨雨的浪濤裡，他向來膽小，怕受牽連，自是不必責怪的。我理解他並且原諒他。只是再次見面時，總有一絲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點不自然，他現在來看我總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應該感謝他的，只是我們都沒有敞開心懷，談的很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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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借用沈從文的名義接丁玲母親到上海一事，丁玲顯然把後來的印象提前了。沈從文去南京看望丁玲，是1936年初的事。在同一篇回憶錄裡，丁玲敘述她得知此事是在1936年5月去北京見到王會悟以後。

　　我很奇怪為什麼她（指王會悟——筆者注）對沈先生有那麼深的意見。後來才知道，就因為1933年我被綁架後，王會悟仍在上海，她寫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親，說我平安無事，說有許多人在營救我。她怕我母親不相信而難過，便今天寫信用這個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個人的名字，還用了沈從文的名字。哪裡料到，後來沈從文卻不願借用他的名義接我母親到上海向國民黨要還女兒。^①

　　丁玲提及的兩件事，究竟是否屬實，已無從確證，因為這兩件事都是由第三者轉敘的。沈從文是否輕信了吳鐵城的電報？就在《獨立評論》刊登胡適「附記」的當天，沈從文寫了《丁玲女士失蹤》，駁斥國民黨上海公安局否認逮捕丁玲。如果說，沈從文不願以自己的名義寫信要丁玲母親來上海，是出於沈從文的「膽小，怕受牽連」，又何來《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於在營救丁玲活動中署名？難道後者的風險比前者要小？至於路過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所母親轉述的，丁母又是聽第二師範學生轉敘的。若確有其事，沈從文的原話如何？

　　在紀實性散文《湘行散記》裡，沈從文敘述他那次路過常德時，是住在那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曾芹軒的旅館裡的。而這次返鄉的原因，是沈從文母親病危。到鳳凰後，沈從文在家裡只住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北平。過了不久，沈母即病逝。即便有第二師範學生要沈從文去看丁母事，沈從文因急於返鄉探望病危的母親，而未能去看望丁母，從人情上也說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嫌。既然不怕牽連來看望仍被軟禁的丁玲本人，難道還怕因看望丁母受奉連？至於說沈從文對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於丁玲的主觀感覺。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遠跑來自討沒趣？——人世極為複雜，這些自然都是些難以索解之謎，只能交付後來者根據各自的人生經驗去判斷了。

　　然而，終因丁玲心存的「芥蒂」——無論起自何時，基本上埋葬了她與沈從文的友誼。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的友誼，實在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動人的一頁。我們惋惜這一友誼的終結。可是，一種友誼的維持與了結，原是當事雙方的權利，是不能勉強，也無可奈何之事。歷史以它自身的固有邏輯，將這友誼最終撕毀給人看，本不足奇。然而，若從深處咀嚼這種變化，卻不免勾起人們淡淡的惆悵和無言的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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