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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事件」前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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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處,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且據傳說,則其人又有業已為某方害死的消息。這傳說我希望它不是事實,但政府也應當用別的方法證明,這是個不實謠言,且應當即刻公開審訊。人若當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縊殺也好,仿照別一處處治盜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對於本國有知識青年的殘殺,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絕不至於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議,因為每個國家使用對知識階級的虐殺手段時,行為的背後,就包含得全個的愚蠢,這種愚蠢只是自促滅亡,毫無其它結果。

  在極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強不息,知對現狀有所不滿,敢為未來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無蹤,生存的,則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當全個民族非振作無以自存的時節,還各裝模作樣,以高雅自居,或寫點都市文明浮面的光影,或填小詞造謠言以寄託其下流感情,佯充清流,以文學作消遣,於政府各官辦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從所謂黨的文藝政策下,會計手中攫取稿費若干,無事便聚處一堂,高談希臘、羅馬以送長日。即由此上海小有產者與小遊民興味與觀念,支配國內年輕人興味與觀念。政府於積極方面既殺盡有希望作家,于消極方面,則由政府支出一部分金錢,培養這種困漢遊民,國家前途,有何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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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丁玲被捕以後,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發起了營救丁玲、潘梓年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沈從文皆列名其中。6月,營救丁玲最得力者楊杏佛,遭到國民黨特務暗殺。同時,報紙和社會上盛傳丁玲已被殺害。這並非事實的誤傳,由於相信者眾,沈從文從各方面熟人朋友處打聽,皆以其事為真,也不由沈從文不信。

  在確信這一傳言的前提下,沈從文於同月創作了小說《三個女性》,以寄託對死難朋友的哀思。

  這是一篇以丁玲死難消息為背景的紀實小說。主人公實際上是那個沒有直接出場的「孟軻」。作品通過另外三個女性——黑鳳、儀青、蒲靜的議論,從側面贊薩了孟軻的「不俗氣」,「革命、吃苦」,「切實工作」,「樸素」而「不把那點經驗炫人」、「不矜持」,「有些地方男子還不如她」的優良氣質和品格。當黑鳳收到未婚夫「璿若」拍回的孟軻已經被害的電報後,小說這樣描述黑鳳的反應:

  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強硬結實一點,不許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是很當然的。有些人為每個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為一種理想日子而生活。為了一個遠遠的理想,去在各種折磨裡打發他的日子,為理想而死,這不是很自然的麼?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爛了,便在那條路上,填補一些新來的更年輕更結實的傢伙,便這樣下去,世界上的地圖不是終究就會變換了顏色麼?她現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並不完結。她自己不能活時,便應當活在一切人的記憶中,她不死的。」她自己的確並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儀青會先告她夢裡駕馭小船的經驗,以及那點任意所之的快樂,但她卻將告給儀青這個電報的內容,給儀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記起儀青那個花圈了,趕忙到食堂裡把它找到,掛到書房中孟軻送她的一張半身像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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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月間,圍繞丁玲失蹤事件,社會上謠傳紛紜。說丁玲已被殺害者有之,說丁玲向國民黨當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實真相被掩蓋了,使人感到撲朔迷離。國民黨當局懾於國內外輿論壓力,拒不承認逮捕了丁玲。一方面,文化界民主、進步人士堅持向國民黨政府要人,並澄清事實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別有用心者則利用報刊編織、散佈謠言,對丁玲實行人身誣陷。其時,一個名叫張鐵生的燕京大學學生,在報上著文,渲染丁玲正和一個姓馬的特務在莫干山同居。

  沈從文痛恨這些沒人心者的造謠,並堅信丁玲已被國民黨當局逮捕,6月4日,他再次執筆,寫下《丁玲女士失蹤》,於6月12日發表在《大公報》上。文章援引了丁玲托人帶出的口信「我已被誘捕,不自由」和上海公安局否認捕人的消息,堅持認為「事實上則人業已被捕,且非法律手續捕去」,對國民黨政府的暗殺政策提出抗議。末了,沈從文憤怒地寫道:為這件事抗議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暫時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個合理的處置。這個人不能用「失蹤」作為結論,她若因此失蹤,我的預言是,將來還會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年輕人「自衛」且指示自衛方法外,別無再好的話可說。

  沈從文的辯護招來了張鐵生的攻擊和漫駡,並極為下流地編造有關沈從文和丁玲的謠言在《庸報》上發表,文章充滿了不堪入目的污穢語言。張鐵生的卑劣行徑激起了沈從文周圍人們的憤怒。《大公報》裡的中共地下黨員鼓勵沈從文向法院起訴,同張鐵生打官司。王芸生也對沈從文說:我們出錢,你去法院告他。《庸報》得知這一消息,趕緊派人向沈從文道歉,事情才算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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