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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事件」前後(1)


  1932年底,沈從文收到張允和、張兆和姐妹倆發來的有關婚事已獲應允的電報。長達四年之久的耐心與期待終於有了預期的迴響,沈從文心裡蓄滿了莫可名狀的喜悅。一俟學期結束,他便立即動身趕往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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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來蘇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藍布面子的破狐皮袍。我們同他熟了些,便一刻不離地想聽故事。晚飯後,大家圍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隨編隨講。講怎樣獵野豬,講船怎樣在激流中下灘。形容曠野,形容樹林。談到鳥,便學各種不同的啼喚,學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時站起來轉個圈子,手舞足蹈,像戲迷票友在臺上不肯下臺。可我們這群中小學生習慣是早睡覺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聽一個男人叫:「四妹,四妹!」因為我同胞中從沒有一個哥哥,驚醒了一看,原來是第二次來訪的客人,心裡老大不高興。「你膽敢叫我四妹!還早呢!」

  這時三姐早已困極了,弟弟們亦都勉強打起精神,撐著眼聽,不好意思走開。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那時我爸爸同繼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們。會見後,爸爸同他很談得來。這次的相會,的確有相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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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見面,決定了沈從文與張兆和婚約的成立。隨後,張兆和便伴隨沈從文一同來到青島,在青島大學圖書館內編英文書目,和她在一起編中文書目的,還有一位後來改名江青的年輕女性。其時,江青一邊在學校做點事,一邊讀點書,沈從文所教的寫作課是她選修的科目。後來,江青對外國記者說,那時,沈從文每每要她一周寫一篇文章。她年輕時最喜歡的教授就是沈從文。不料30多年後,這個女人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扮演了一個不可一世的角色,並直接導演了中華民族的空前大悲劇,而她與沈從文這一人生的「偶然」,還插下了沈從文人生道路上後來一段傳奇的因子。

  自沈從文給張兆和寫了第一封情書以來,兩人到這時才真正進入相互戀愛的階段。這時,「鄉下人」有了進一步期待,萌生了結婚的念頭。兩人在一起時,沈從文試探著對張兆和說:那些信已快寫完了,所以天就放她和他來一處作事。倘若她不十分討厭他,似乎應當想一想,用什麼方法使他那點癡處保留下來,成為她生命中一種裝飾。

  張兆和笑著對他說:「我實在不大懂這個問題,因為問題太艱深。倘若當真把信寫完了,那麼就不必再寫,豈不省事?」沈從文感到自己的心被刺了一下,神氣間有點不高興。這神氣被張兆和感覺到了,她隨即問他:「為什麼有好多很好看的女人你不麻煩,卻老是纏著我?我又不是什麼美人,為人老實不中用,實在很平凡。」沈從文說:「美是不固定無界限的,凡事凡物對一個人能夠激起情緒,引起驚訝,感到舒服就是美。我認識許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統一我,只有你有這種魔力和能力。」

  這一類相互間的辯難與究詢,原是一對戀人常有的節目。偶爾無意間作成的對方自尊心的受損,似乎反倒是增加愛情甜蜜的一種佐料。無涯的大海和海邊的陽光放大了沈從文的人格,增加了生命的熱能;張兆和來到青島減輕了沈從文的孤獨與寂寞,愛情的泉流滋潤著乾渴與受到傷損的靈魂,沈從文正把一顆心停泊到一個幸福與寧靜的港灣。

  1933年5月14日,與丁玲同居的馮達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馮達一起被轉移到南京囚禁。

  丁玲失蹤的消息,很快被上海、北平、天津的報刊報露了出來。沈從文從報上看到的這一消息,又被上海方面的朋友來信證實後,他被驚呆了。

  又一個作為前進作家的朋友落入了國民黨政府當局有意設計的圈套!在虛空中,沈從文仿佛望見了三年前胡也頻的身影,想起胡也頻過去的種種,心裡有了一點隱痛,隱隱約約地感到丁玲與胡也頻二人共同的命運!……當年北京農業大學的六個朋友,張采真、胡也頻等人的行列裡,似乎又加入一個丁玲,他們的命運結成一個必然的環鏈,各人接受著黑暗社會裡一份無法規避的命運……一個朋友的聲音:「我親眼見過,在江西,『剿共』的軍隊,用一大桶石灰,解決二百餘名厭棄內戰的逃兵!」……仿佛在一個黑沉沉的夜裡,丁玲在被幾個兇惡的大漢,強行塞進一個麻袋,向黃埔江裡投去……

  一股憤火從丹田升起,他要向社會控訴國民黨秘密逮捕、屠殺進步作家的非法行徑。5月25日,即在丁玲失蹤11天后,沈從文奮筆疾書,寫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並在6月4日出版的《獨立評論》上公開發表了出來:丁玲女士只是一個作家,只為了是一個有左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綁票方法捕去,毫無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後審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續,也就不問可知了。國民黨近年來對於文藝政策是未嘗疏忽的,從這種黨治摧殘藝術的政策看來,實在不敢苟同。像這種方法行為,不過給國際間有識之士一個齒冷的機會,給國內青年人一個極壞印象,此外就是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與不高尚的種子在一切人記憶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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