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生離」與「死別」(2)

「生離」與「死別」(2)

　　沈從文的疑懼，並不涉及對共產黨人的評價。雖然，他覺得共產主義理想與中國目前現實「太相懸隔」，但他佩服那些始終忠實自己的理想，為社會翻身目不旁瞬的共產黨人的雄強精神。在他的朋友中，並不缺少這種人。甚至就在這時，他與共產黨員董秋斯等人的交往仍然十分密切。見面時，董秋斯等人也是對他什麼話都說，從不回避。然而，在他自己，卻只想走自己選定的文學道路。他是為了擺脫人身的依附，取得人生的「獨立」，才走出湘西的。因而，他擔心任何一種新的「依附」都會使這種「獨立」失去。——他掙脫不了過去噩夢般的經歷的羈絆。

　　儘管我從來不覺得我比那些人有絲毫高尚處，而且居多還感覺到自己充滿弱點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難和另一種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難下，需要充分自由，來使用我手中的這支筆。^①

　　持有這種態度的沈從文，在丁玲看來，自然是「一個常處於動搖的人，又反對統治者，又希望自己能在上流社會有些地位」。而胡也頻「也常常感歎他與沈從文的逐漸不堅固的精神上有距離的友誼」。但「他怎麼也不願失去一個困苦時期結識的知友」，因為他和沈從文「曾像親兄弟過」。^②

　　正如沈從文對左翼文學運動不免「隔膜」，胡也頻于丁玲對沈從文的瞭解也有了些「隔膜」。這三個朋友間的友誼，出現了一條看不見的裂痕。這裂痕，使沈從文和胡也頻再也無從在各人的行為方式上完全相互理解。

　　……另外一些時節，到他那裡去，也常見他躺在床上，依乎生著一種氣。問他「寫了什麼」時，總說「什麼也不寫」。似似乎在為人類愚蠢生氣，為自己同這愚蠢作戰而疲倦了，也不能不生氣。我明白那個，我一定明白的。但在他那一方面看來，我卻是個不明白自己的人；對於自己缺少自信，對於自己稿件隨意賣去……證明我是不能明白自己的。可是不明白自己的人，卻並不失去了瞭解別人的權利。所以由我這一方面看來，似乎覺得他也有些不明白處。他不大贊同我那種「自苦」，我也不大贊同他那種「自苦」。^③

　　1930年，由於胡適預備離開中國公學，而沈從文在個人生活上又太不會「獨立」，常常弄得一塌糊塗。胡適便對沈從文說：「你還是去武漢大學，讓淩淑華管管你的生活。」這年秋天，沈從文離開上海，去武漢大學擔任現代文學史的教學。在武漢大學期間，淩淑華對他十分關切，家裡凡有好菜都要叫他。陳源還勸他學點英文：「學好了，保證介紹你去英國讀書。」沈從文也做過這種嘗試，其結果，卻連26個英文字母也念不准，只好作罷。

　　其時，武漢正不時有戰爭發生。沈從文外出時，總要碰上一隊隊士兵，有時還遇見殺人。每當這時，他就像一個無業遊民，傍到街牆腳下去，或被捲入人群，看那不可避免的一幕發生。——時間仿佛將他拉回到十多年前的歲月裡去。看到那顆被砍下的血淋淋人頭，和殺人士兵脖子上的肮髒人頭，他感到一種靈魂的戰慄和至深的痛苦。十多年來，自己從湘西跑到都市，卻依舊無從掙脫過去的現實，還始終得生活在這種可怕的人生景象中。

　　他感到極度憤懣，覺得自己也要殺人，殺那些濫用權力無端殺人的人。在偶爾寫給胡也頻的信中，他毫不隱諱地說出自己的感想。胡也頻卻在給他的回信中說：

　　休，你說的全是空話，同你做的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遠是你自己想像的苦，這種苦卻毫無可疑，同時在你生活方面，卻是不能離開的一種東西。你想到的比別人都多，比別人都危險而且野蠻，同時也比別人更顯得少不更事。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幹嗎你不想一點像比文章還切實一點的事情？^①

　　1931年1月，在學校放寒假期間，沈從文回到上海，住在北京路清華同學會的宿舍裡。

　　這時，胡也頻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推選為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的代表。丁玲生下了他們的兒子也有兩個月，胡也頻更見忙碌了。由於種種原因，胡也頻和丁玲正醞釀再次搬家的事。

　　1月17日中午，胡也頻來到沈從文住處，說他正想搬家，卻到處借不到一個錢。而房東的小兒子又死了，總得送一點禮。他想送一副挽聯，要沈從文替他想好挽聯的措辭，下午到他那裡去寫。然後又和沈從文談及有人建議成立作家協會的事。胡也頻希望能有這樣一個機構產生，形成一支與商人對抗的力量，以爭取作家的權益，並指導和監督向國際文化發展的工作。

　　注：^① 《記胡也頻》，《沈從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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