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薩坡賽路號(2)

薩坡賽路號(2)

　　在《紅黑》發刊詞《釋名》裡，他們這樣寫道：紅黑兩個字可以象徵光明與黑暗，或激烈與悲哀，或血與鐵……這紅和黑，的確是恰恰適合於動搖時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動……但我們不敢掠美。我們取紅黑為本刊的名稱，只是根據於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話，例如「紅黑要吃飯的」！這句話中的紅黑便是「橫直」意思，「左右」意思，「無論怎樣總得」意思……因為對於這句為人「紅黑都得吃飯的」這個土話感到切身之感，我們便把這「紅黑」作為本刊的名稱。^②發刊詞流露出沈從文一貫堅持的不從外部形式上俯就「時代興味」的思想傾向，和堅持刊物獨立地走自己的路的決心。《釋名》代表著三人當時的共同心聲。

　　我們起始寫文章的時節，希望的只是盡我們的力，給這個日趨寂寞的新文學重新再能夠興奮一次。

　　那時節正是新的創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醞釀到「文學為爭鬥工具之一」的主張時代，對立而作意氣抗辯的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實秋《罵人藝術》，是一本銷路最好的書。為了方便起見，出版界譯了許多新書印出，上海方面還有幾個講「都市文學」的作家，也仿佛儼然能造作一秒空氣，^①我們是除了低頭寫作，什麼意見也沒有的。在亂糟糟的熱鬧空氣裡，鎮靜並不從我們身邊離開。我們自己知道一切從東方或西方轉販而來的意見和主張，出於許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經很多了，當時卻很少人來努力寫一點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點自己能夠作到的事。^②

　　雖然在這期間，沈從文不願、也沒有捲入文壇的論爭，但文學論爭所涉及的一些實質問題，卻不能不促使沈從文思考。他反對文學成為單純的政治鬥爭的「工具」，因為那樣一來，文學就會成為政治的副產品或點綴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現的文學創作中的弊端：因為有「思想」，他們就借一個廚子的口來說明「國際聯盟」以及不下於國際聯盟那種與20世紀中國某公館廚子毫不相干的問題。他們想到革命，就寫革命，……他們能得大眾的瞭解和同情，是他們把習慣的一套給了時代，不像是時代真正給了他們什麼。^①然而，沈從文也清醒地意識到，文學又不能不在寬泛的意義上與社會政治問題發生聯繫。這種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矛盾統一現象，現實地擺在沈從文的面前。倘若將文學作為社會變革的一個手段，並非為著追趕政治時髦，而是出於作家嚴肅的選擇與真誠的追求，——他不否認這是一種客觀存在，那麼，又當如何？

　　「說明這個社會這個民族的墮落與腐敗，修正這個社會制度的一切不能繼續下去的錯誤」，把文學凝固於一定方向上，使文學成為一根杠杆，一個大雷，一陣風暴，有什麼不成？^②

　　沈從文一面在心裡這樣問，又一面在心裡回答說：文學原許可人作這種切於效率的打算。文學雖不能綜合各個觀點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認清了這方面的作者，卻不妨在他那點明朗信仰上堅固頑強支持下去。^③

　　文學是用生活作依據，憑想像生著翅膀飛到另一個世界裡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乏最寬泛的自由，能容許感情到一切現象上去散步。什麼人他願意飛到過去的世界裡休息，什麼人他願意飛到未來的世界裡休息，還有什麼人，又願意安頓到目前的世界裡：他不必為一個時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動。若覺得在「修正這個社會的一切制度」的錯誤，而把意識堅固，做一點積極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個權利。他有一切權利，卻沒有低頭于一時興味的義務。^①

　　沈從文不反對文學為修正社會制度的錯誤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學創作，實際上也從未脫離修正社會制度的錯誤，向人類遠景凝眸這一總的追求。然而，他卻寧願走一條在他看來雖不「切於效率」，卻更帶長遠影響的文學創作道路。這是與他對文學相對於政治的「獨立」性的確認分不開的：

　　我不輕視左傾，也不鄙視右翼，我只信仰「真實」……文學實有其獨創性與獨立價值。^②既不屑充當國民黨政府的喉舌，以獲取政府的津貼；又不願效法商人，迎合讀者的一般趣味以贏利，他們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險。其結果，他們不得不一面為刊物而奔忙，一面應付沉重的生活壓力。自1928年來到上海以後，沈從文不得不為一家三口的吃飯問題而掙扎。在北京時，沈從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費收入。眼下，雖然每月的稿費收入已超出這個數目的幾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標準，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電費，加上三口人吃飯，每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這時，母親的肺病正逐漸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學。治病、上學的開支也得靠賣文籌措。而上海各書店的慣例，10萬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酬。除辦刊物外，沈從文幾乎將全部時間用於寫作。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