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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坡賽路號(3)


  雖然,一些新開張的書店,如光華、神州國光、華通等,出書時都要沈從文給他們打頭炮,為得到他的書稿,正慷慨大方地贈與他「名家」、「天才」各種名頭,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費時,卻極盡敷衍、拖欠、賴帳之能事,常常讓沈從文失望而歸。1928至1929兩年間,幾乎上海所有的書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從文的作品發表和集子出版,現代、新月、神州國光、北新、人間、春潮、光華、中華、華光各書店,就分別出版了沈從文的十多個作品集。可是,書出來後,沈從文卻總是不能按時得到應有的報酬,常常不得不親自上門索取,他解嘲似地稱自己為「文丐」。儘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願。1928年10月,光華書店一次就出了沈從文的兩個小說集——《山鬼》和《長夏》,可是吝嗇的書店老闆給了100塊錢就再也不給了。

  由於手頭窘迫,沈從文從法租界動身到四馬路去,請求書店從他應得的份額中支出幾十塊錢,以應付家裡的燃眉之需。

  他走進書店,在櫃檯邊找到辦事人,向他說明了自己的來意。

  「這不行。」辦事人回答說。

  沈從文說:「手頭緊,等著用錢,房租、水電費要錢,家裡病人等著看病。你們譬如作好事……不給可不行。」那辦事人望望沈從文,卻不作聲。那神氣仿佛在說:「怎麼不行?」

  「凡是我應該得的錢就要,別的無話。」

  辦事人笑笑,帶著「一個錢也不行,別無可答」的神氣,嘴裡卻這樣說:

  「經理有話,說還有人一個錢也沒拿呢。」

  ……沈從文囁嚅著,再也無言以對。他只感到全身軟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睛盯著他,好像不是書店欠他的錢,倒是他跑上門來無理取鬧,他站在櫃檯邊,不說話也不走,只呆呆地看著到書店來買書的人進進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從文寫的書,翻看,付款,離去;又有人以為沈從文是書店的夥計,要他取書來看,沈從文心裡想:一些人買書,一些人賺錢,而作者卻兩手空空。所謂新文學運動的擴張,意思就是把這種關係顯明地維持而已。

  書店的辦事人不再理會沈從文,已經忙別的去了。沈從文知道等下去不是辦法,空手來還得空手去,便離開櫃檯,走出書店大門。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門口石凳上坐了下來,漫無目的地望著街景。進進出出的購書讀者,不時有人有意無意地望了沈從文一眼。他們中正有著沈從文作品的熱心讀者,但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呆頭呆腦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書店老闆和刊物編輯廉價地贈與「天才」桂冠的沈從文。想到10年來新文學作者受著官商的壓迫,單靠寫作幾乎難以為生,如同自己一樣,在旁人難以想像的情形中掙扎,一些小報卻正在造謠說自己發跡買了一幢大房子;然而,也正由於這些書店老闆的競賣,無意中將新文學作品向讀者中普及,已形成不可逆轉之勢,沈從文不由得流露一絲苦笑。

  又一個小時過去了,沈從文仍然呆坐著。大約是坐得書店的人有點不好意思。——他們以為沈從文正在生書店的氣,賴在這裡不肯走,終於走出一個熟人,客氣地對他說:「等經理回來,我們再同他說說,你明天再來看結果,如何?」

  這一來,沈從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結構裡,缺少魯迅讚揚過的上海「青皮」氣質,面皮太軟,無法與人爭鬥翻臉。門坎極精的上海書店老闆們,大約正摸透了他的脾性,才這樣軟硬兼施地與他敷衍、搪塞。

  沈從文走出四馬路過東新橋時,夜幕已經落了下來,路燈放射出的慘黃的光芒,照得蘇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辦法還是伏案寫作,再將寫成的新作廉價地賣出去。然而貧與病似乎是孿生兄弟,生活的壓力,工作的勞累,使沈從文的身體十分虛弱。不知是不是他在保靖那場大病後留下的後遺症,每當他坐在斗室裡,面對一堵白色粉牆伏案寫作時,三天兩頭會突然頭痛難禁,接著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駭人,常常弄得嘴角、下巴、衣襟、稿紙以及用來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跡模糊。一次,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陳萬孚夫婦來看沈從文,當他們推開門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們驚呆了,只聽得「啊呀」一聲,陳萬孚夫人竟嚇得昏倒過去。結果,累得大家忙著去請醫生,反過來搶救這位夫人。

  每當這時,沈從文的心境總是十分悲涼,絕望的陰影不時掠過他的心頭。在這兩年間他所寫的文字中,「自殺」、「死亡」以極高的頻率反復出現。那些帶自敘傳色彩的小說,如《一個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記》,《不死日記》裡的主人公,在貧病和社會黑暗的兩面夾擊下,常常免不了自殺的悲劇結局。這自然是沈從文心理情緒的反射。沈從文自己並沒有試圖自殺,他還冀望通過艱難的掙扎,去證實生命的價值。他常常想:

  ……我還是應當把命運扔給我的一切,緊緊捏在手上,過著未來許多日子的。我還應當看許多世界上的事情。

  由於不忍心看著自己連累兒子受苦,沈從文的母親終於在1928年年底(或1929年初)離開上海,獨自返回湘西去了。

  1929年春,沈從文、胡也頻、丁玲三人所辦的刊物,已開始險象環生,《人間》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終結,以便集中資金辦好《紅黑》。然而,他們的這一場冒險,似乎從一開始就預定了悲劇結局。到8月,終因資金周轉難以為繼,《紅黑》也成了商業競爭的犧牲品。從最初的籌備,到《紅黑》最終停刊,一年的經營,他們非但未能賺錢贏利,一結帳,甚至連原先的本錢也賠了進去。但也就在這一年,他們編輯出版了4期《人間》,8期《紅黑》,各自寫了許多作品。除《紅黑》、《人間》上發表的以外,還以紅黑出版社及《二○四號叢書》的名義出版了七種小說單行本。胡也頻的《光明在我們前面》,在薩坡賽路起首,丁玲的《韋護》在這裡誕生,沈從文的《龍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愛》等小說也在這裡完成,他們終於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跡。

  為謀今後的出路和償還所欠債務,三人商議分頭去找事作。沈從文決定去上海中國公學任教;這時,恰好濟南方面正托馮沅君、陸侃如——兩人也在中國公學兼課——幫助物色合適的中學教員,於是,由馮沅君、陸侃如介紹,胡也頻決定去濟南教書。8月,沈從文將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婦家裡(董秋斯夫人蔡詠棠,正擔任史沫特萊的秘書),獨自搬到吳淞去了。1930年初,胡也頻離開上海去了山東。一個多月後,丁玲也從上海動身,趕到濟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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