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薩坡賽路號

薩坡賽路號(1)

　　天氣漸漸熱起來。西湖已不適宜久住。7月，胡也頻和丁玲從杭州來到上海，住永裕裡10號。這時，上海《中央日報》的總編輯彭浩徐（學沛）——前《現代評論》的編輯，與胡也頻在北京時相熟，聽說胡也頻到了上海，遂邀請他擔任該報副刊的編輯，每月可得200元的報酬。^①其時，沈從文正陪母親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頻、丁玲處得知這個消息後，三人商量將這副刊定名為《紅與黑》。^②又由這副刊，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時萌發的自己辦刊物的幻想。——這時，新書業已成為上海商業贏利的時髦行業，由於眼紅北新書局的興旺，現代、春潮、復旦、水沫、開明、華通、金屋等一批新書店相繼開張，新書業的勃興，無意中為作家的作品開通了出路。沈從文、胡也頻、丁玲三人的作品也獲得了相應的發表與出版的保障。這一情勢直接刺激了三人的冒險——三人又商定了編輯出版《紅黑》、《人間》雜誌的計劃。

　　^①②談到胡也頻編《紅與黑》副刊的起因時，丁玲說：「正好彭學沛在上海的《中央日報》當主編，是《現代評論》派，沈從文認識他，由沈從文推薦胡也頻去編副刊，也頻當時不完全瞭解報紙性質……但因沈從文的關係，便答應到《中央日報》去當副刊編輯。」——丁玲：《胡也頻》，《胡也頻選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據丁玲回憶，胡也頻編《紅與黑》副刊，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的編輯費與稿費。

　　在接手《中央日報》副刊的編輯後，胡也頻和丁玲搬到了薩坡賽路196號。這時，沈從文住馬浪路新民邨，為商量與籌備《紅黑》、《人間》雜誌的出版，沈從文幾乎每天都到他們那裡去，連伙食也包在了一處。一個多月後，由於沈從文的出現，煽起了房東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頻感到在那裡繼續住下去已不合適，而沈從文也正需要搬家，於是，三人共同租賃了薩坡賽路204號。胡也頻、丁玲及丁玲母親住二樓，沈從文和母親、九妹住三樓，開始了其後一年間共同的緊張而忙碌的編輯與寫作生活。這時，胡也頻父親恰好來上海，答應為他們轉借1000元籌辦刊物和紅黑出版社。於是，三人商定，由胡也頻負責《紅黑》雜誌，沈從文和丁玲負責《人間》月刊，並在各書店出版三人取名為《二百零四號叢書》。

　　1929年，《紅黑》與《人間》兩個月刊的創刊號，分別於1月10日和20日出版發行，三個人醞釀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

　　《紅黑》第一期出版發行後，三個人一起趕到集中了上海各書店的四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況。他們從一家書店溜入另一家書店，每人既緊張又興奮。各家書店櫥窗裡都陳列了這本新刊物，在他們眼裡，由劉既漂設計的刊物封面，「紅黑」二字顯得既極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著讀者正拿著這期刊物翻閱，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臉上都露出了會心的微笑。幾天後，他們又分頭跑到各處去打聽銷路，所得的情況比他們預料的要好——《紅黑》第一期僅在上海就賣出了近1000本，這在當時，是一個極可觀的數目。北京、廈門有朋友願意為他們幫忙發行；武漢、廣州也有朋友陸續來信，希望他們能夠多寄一些。種種情況使他們高興得臉上發紅，預備各期增印到5000份。

　　一份迅速增長的信心成為推動他們生活與工作的動力。雖然，以三人之力，支持兩個刊物，是一種極為沉重的負擔——最初的稿件，幾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編輯、出版、發行各種繁雜事項，均得自己動手。然而，這是他們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嬰兒。在沈從文看來，它是三個文學青年在社會壓迫的困境中，實證生命價值的象徵。於是，在胡也頻身上，迸發出驚人的實幹精神。他既要負責編輯，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帳，購實紙張，接洽書店；沈從文和丁玲則待刊物印出，便忙著抄寫訂戶名單，然後按名單將刊物分寄各處，或付郵到外埠，或親自送刊物到上海各書店。雖十分忙碌，精神卻十分愉快。

　　《紅黑》和《人間》是他們爭取文學「獨立」的產物。——在與文壇其他作家的關係上，他們渴求自主，避免捲入不必要的門戶之爭；在文學與商業的關係上，又希望不俯就商業贏利的趣味。其時，在上海文壇上，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正開始勃興，在創造社、太陽社的作家和魯迅、茅盾等人之間，正爆發著關於「革命文學」問題的激烈論爭，國民黨政府正著手實施「党治文化」，制定「三民主義的文藝政策」，開始醞釀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以便同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相抗衡。而上海各書店的老闆，又正以商業贏利為目的，迎合讀者趣味，竭力使文學作品商品化。雖然，沈從文和胡也頻三人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無形中開始出現了並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卻共同不滿意於摻雜著某些意氣用事的無休止的理論論爭；對文學商品化傾向又懷有共同的不滿與厭憎。正如丁玲後來所說，他們出版《紅黑》，是「幾個又窮又傻的人，不願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節衣縮食想要改造這種唯利是圖的社會所進行的共同冒險」。^①——這種共同的認識，成為維繫三人關係和《紅黑》、《人間》刊物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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