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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5)


  景山以為魯迅的談話是私下進行的,而給錢玄同的信又未公開發表,沈從文當時可能不知情。其實,這些談話和信件的大意,沈從文幾乎立即就知道了。這很可能與知道這些情況的人到處傳話有關。1931年,沈從文在《記胡也頻》一書中,這樣說:

  丁玲女士給人的信,被另一個自命聰明的人看來,還以為是我的造作。

  當時,沈從文得知這一消息後,也同樣生了氣。人總有自己的尊嚴,以至在魯迅生前,沈從文始終不願與魯迅見面。1922至1926年,這兩位作家同時住在北京;1928年至1931年,他們又同時住在上海,應該是不少見面機會的。在這件事上,魯迅和沈從文都未能冷靜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但無論魯迅還是沈從文,卻沒有因此影響各自對對方文學成就的評價。沈從文

  在他後來所寫的一系列論述中國新文學成就的文章中,始終將魯迅的創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魯迅在1935年與斯諾的一次談話中,肯定沈從文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出現的最好的作家」之一。這些,當然都是後話了。

  這年冬天,胡也頻和丁玲第二次返回湖南不久,胡也頻一個人回到了北京。但他一離開丁玲,便感到分離的痛苦,不久又借錢趕回湖南。丁玲同樣不能忍受這種離別的考驗,幾乎在胡也頻南下的同時,從湖南向北京出發。兩人乘坐的船卻在洞庭湖裡錯過了。於是,胡也頻再從湖南趕回北京與丁玲相會。這以後,兩人在北京不斷掉換公寓,一會兒銀閘胡同,一會兒孟家大院;一會兒景山東街,一會兒北河沿,最後又搬入漢園公寓。在銀閘、景山東街,到漢花園,沈從文都是和他倆住在同一個公寓裡。

  當胡也頻、丁玲聽從劉夢葦的建議,第二次遷入北河沿公寓時,一些在北京的朋友,見他們二人重回北京,就有人建議成立一個文學社,辦一個刊物,由丁玲牽頭;並從「未名社」社名得到啟示,取名為「無須社」。但最終也沒有取得什麼結果。

  1926年,南方革命蓬勃發展。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同月北伐軍進入長沙;8月攻克嶽州;繼而在汀泗橋擊潰吳佩孚主力;10月,攻克武昌。隨著北伐戰爭取得進展,南方出現了蓬勃生氣。沈從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紛紛南下;胡也頻在海軍預備學校時的一批同學,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戰爭。這兩方面的朋友都先後寫了信來,要他們去武昌看看。

  當他們商量這事時,三個人都沒有去武昌意思。

  理由又簡單又切實的是丁玲女士……她的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過武昌;若想做文章,不應當過武昌。」

  ——這時,丁玲正開始醞釀寫短篇小說;胡也頻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錢稿酬。生活剛剛穩定,不願意另作安排;沈從文先因《晨報副刊》改組,由劉勉已、瞿世英繼任編輯,文章獲得了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機會,後又由徐志摩負責《晨報副刊》,文章得到賞識,有了較多發表機會,也不想放棄剛剛打下的基礎。因此,三人在這個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

  三人住進漢園公寓後,有于賡虞、許超遠、黎錦明、徐霞村、王森然等人經常與他們過從;女朋友中有淩叔華、黃廬隱等,卻不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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