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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路茫茫(3)


  高級官員追求的,只是逛窯子、上館子、聽樂子、討幾個女戲子、找一個好廚子,來它個「五子登科」。統治者從上到下只知有己,對人民作威作福。北京市面的繁榮全靠大帥、少帥、800國會議員支撐。前門大柵欄幾個最大鋪子,經常出入的只有三種顧客:大官和姨太太,辦軍需的,妓女。北京各大飯莊和八大胡同妓院,生意興隆,無數官僚、議員、闊老在那裡應酬,揮金如土。可是,政府許多機關職員,卻積年不發薪水,全靠典押公產應付;各大學多年無人過問,聽其自生自滅。

  於是,管市政的賣城牆,管廟壇的買柏樹,管宮殿的因偷竊過多,擔心難於搪塞,索性一把火將大殿燒掉,來它個死無對證。教育部長將京師圖書館善本書抵押給銀行,用來給部員發薪水。住西苑的大兵,也上行下效,撬起圓明園附近路面大麻石,賣給周圍學校、人家造牆起房子。然而,北京各公眾場所,就連極不起眼的小飯館裡,都寫上了「莫談國事」四個大字;辛亥革命過去十多年了,街上許多行人的頭上,仍舊高高地盤著辮子……這一切,似乎都安排錯了,等待人從頭作起,這個社會必須重造,凡事需重新安排!

  沈從文牢記著在保靖時從新報刊上獲得的「文學革命」的印象。他認定,要重造社會,必須先從「文學革命」入手,通過文學作品,在國民中注入新的理想和熱情。可是,眼下自己連標點符號還不會使用!一切得從頭學起,在忍苦耐勞中慢慢求得進展。他堅信注重目前努力對自己、對國家將來的意義。然而,這種獨居會館,去圖書館自行摸索的自學方式,給沈從文帶來了難以忍受的孤獨和寂寞。他需要有人來聽他傾訴自己的人生經驗,也渴望從別人身上獲得一些啟發。在酉西會館住了半年後,他的一位就讀於北京農業大學的表弟黃村生來看他,擔心他獨住會館,時間長了,於學習、身心兩不利,繼續下去不是辦法。於是特意替他在沙灘附近的銀閘胡同一個公寓裡,找了一個房間,並介紹了一些朋友。

  新的住處是由原先一個貯煤間略加改造而成的。房間很小,僅可安膝容身,地面潮濕,臨時在牆上開了一個窗口,窗口上縱橫釘上四根細木條,用高麗紙糊好。房內擱上一張小小寫字桌,裝一扇舊門。沈從文坦然泰然地搬來住下了,還特地為這個房間取了一個名字,叫做「窄而黴小齋」。

  這次搬遷對沈從文的學習具有重要意義。他居住的銀閘胡同公寓,是以北京大學紅樓為中心,附近幾十個大小公寓之一。在這些公寓裡,住滿了全國各地來北京求學的年輕人。這時,正值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的校長。由於他的遠見卓識,北京大學向一切人開放。雖然,北京其他大學也有旁聽生,卻都有一定名額限制,唯獨北京大學對不註冊的旁聽生,毫無限制。因此,北京大學的旁聽生比正式註冊的學生多幾倍。他們之中,有等下年再考的,有本科畢業準備再換系學習的,有等相熟同學畢業一道去就業的。

  雖然,這些人龍蛇不一,成分複雜,一些官僚、軍閥、地主、買辦子弟、打扮得油頭粉臉,一如文明戲中拆白党小生,讀書成績極劣,打麻將、逛戲院、泡土娼,卻事事高明在行。沈從文的湘西同鄉中,就有讀書數年,回去後只會唱《定軍山》的;也有刻意仿效西洋人作派的,西裝筆挺,雙手插在胸前,仿拜倫、雪萊樣子,作多愁善感、憂國憂民狀,其實腹中空空。有一個南方人張儀端,風度翩翩,隨時夾幾本燙金外文書,其實並不看。跟一個瞎子學彈三弦,學了三年,還沒學會定位。瞎子氣極,將三弦摔在地上說:「我教了20多年,還沒見過你這麼笨的學生!」也有急功近利,寄望過高,最終不免失望,住不多久便折身回家的。

  但是,另一方面,「五四」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在青年學生中已發生明顯作用,擴大了他們對社會重造的幻想和信心。在他們中間,正聚集起一支新的生力。英文系的陳煒謨、德文系的馮至,哲學系的楊晦,都是學生中著名的高材生。沈從文先後結識的朋友,除陳煒謨,還有劉夢葦、黎錦明、王三辛、趙其文、陳翔鶴等人。因緣時會,沈從文也成了北京大學不註冊的旁聽生。他領過國文講義,聽過日語課,也間或去聽歷史和哲學。此外,蔡元培始終堅持學術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選聘教師不拘一格,只以能力學識為標準。梁漱溟當年參加入學考試,未被錄取,不久卻被聘為哲學教授;陳獨秀、胡適、李大釗、劉師培可以同時在北大任教,連著名保皇黨人辜鴻銘也被邀請講學。蔡元培倡導的「門戶開放」和「學術自由」,醞釀成一種巨大社會動力,對中國社會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極為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它對於中國現代文化學術史的意義,決不亞于黃埔軍官學校之于中國現代軍事史、戰爭史。

  沈從文後來這樣回憶辜鴻銘來北京大學講學時的情景:辜先生穿了件緗色小袖綢袍,戴了頂青緞子加珊瑚頂瓜皮小帽,系了根藍色腰帶。最引人注意的是背後拖了一根細小焦黃辮子。老先生一上堂,滿座學生即哄堂大笑。辜先生卻從容不迫地說,你們不要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據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因此只有少數人繼續發笑,多數可就沉默了。這句話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這句話對當時在場的人,可能不多久就當成一句「趣話」而忘了。我卻引起一種警惕,得到一種啟發,並產生一種信心,即獨立思考,對於工作的長遠意義。

  儘管有了聽課的自由和權利,沈從文仍想成為正式學生,獲得一張大學畢業文憑。這一年的秋天,他曾參加過燕京大學二年制國文班的入學考試。可是,考試時卻一問三不知,得了個零分,連預先所繳的兩塊錢報名費也被退回。從這時起,沈從文對正式入學死了心。於是,他一面時斷時續地在北大聽課,一面在公寓那間「窄而黴小齋」裡,開始無日無夜地伏案寫作。文章寫成後,就壯起膽子分別向北京各雜誌和報紙文學副刊寄去。然而,這些文章卻如同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後來他聽說,當時《晨報副鐫》的編輯在一次聚會上,將他投寄該刊的十數篇文章連成一個長條,攤開後當眾奚落說:「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隨後把文章揉成一團,向字紙簍裡扔去。雖然文章無發表機會,沈從文卻沒有氣餒。這個「鄉下人」,雖溫良柔弱在外,卻頑強倔強於內。他確信別人能辦到的,沒有理由認為自己就辦不到!他明白自己在通向文學之園的路上,根底極差;又毫無派系可供自己攀援,應分比別人要多受些磨難。今天沒有希望,只要明天還可望辦到,自己就沒有中途罷手的理由。

  我依了《新青年》、《新潮》、《改造》等刊物提出的文學運動社會運動原則意見,引用了些使我發迷的美麗詞令,以為社會必須重造,這工作得由文學重新開始。文學革命後,就可以用它燃燒這個民族被權勢萎縮了的情感,和財富壓瘦扭曲了的理性。兩者必須解放,新文學應負責任極多。我還相信人類熱忱和正義終必抬頭,愛能重新粘合人的關係,這一點明天的新文學也必須勇敢擔當。我要從外面給社會的影響,或從內裡本身的學習進步,證實生命的意義和生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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