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神尚未完全解體(2)

神尚未完全解體(2)

　　因此，在多數山民頭腦裡，沒有明確的商品觀念。一切山果，如桃、李、梨、桔、柚、板栗等，野生的固然人人可以見而取之，家種的，過路人只要向主人打聲招呼，便可隨意摘取解渴。——「水泡泡的東西，吃幾個算什麼，越吃越發！」幾乎成了山裡人的口頭禪。後來，在一些行人過往較多的路旁，要摘取果物也要付點錢，出一毛或兩毛錢，便可拿一短木棍，盡你奮力朝結滿果實的樹枝上打去，打下多少是多少。這大約也算得經濟觀念的一種進步，終究也只是一種象徵。似乎大凡非經人力或所付人力不多的物產，在這裡一律被視作天賜之物，在它面前，人人權利均等。每逢冬閒，村寨裡的青壯，常常結群趕山，帶著獵狗，拿著獵槍，打野豬，趕山麂。槍響獸倒，一有所獲，即便是過路的陌生人，見者便可分得應有的一份。

　　這些世代延續的規矩，已經成了山民們約定俗成的習慣。也有急需一點小錢，將家中收穫的山果拿到集市上出售的時候。價錢既便宜，出手也極大方，並隨時作出半賣半送的神氣。——決非現代商人的狡詐，仿佛帶一點不好意思的愧怍：不是急等錢用，怎麼好意思拿它賣錢。雖然時至今日，情形已有了很多改變，但具古風猶存。1984年，湖南現代文學學會在湘西張家界舉行年會，其時正值10月，恰逢板栗上市時節。一位同行邀我去買板栗，見路旁一鄉下老婆婆出售的板栗油亮可愛，便提出買兩斤嘗新，並說自己不識秤，囑我給她看秤。這時，老婆婆已將板栗稱好，一聽這話，老太不高興地將秤盤上的板栗扒下近三分之一，絮絮叨叨地說：「不相信人，怕我少秤，秤給你看，稱給你看！」她將秤砣放在兩斤星花上，秤桿仍高高翹起。

　　又有一次，我們一行幾人仍然去買板栗，見路邊一位老婦人有大約六斤板栗待售。問他價錢，答是四毛錢一斤，還價三毛五全買下來，老婦人不肯。我們說，中間那麼多小的，不值四毛。老婦人聽出我們話語中有貨、價不符之意，一邊說「小的撿掉就是了」，一邊動手將顆粒小的撿出。小的撿去又有小的，於是又撿，最後撿得只剩四斤（撿出的兩斤幾乎賣不成錢），遂以四毛錢一斤成交。他們不僅沒有學會欺詐，就像我們經常從做轉手買賣的個體小販身上見到的那樣，甚至缺少正當的經商能力——或許，他們原本就沒將它看作是作生意。在這老一輩的山民心裡，信義比錢更金貴。

　　這一切，經濟學家從中看到的，也許是缺少經濟頭腦的「愚」；倫理學家看到的，可能是人性的「善」；哲學家瞧見的大約是倫理主義與歷史主義的二律背反；文學家感興趣的，一定是純樸人性的美。而作為這片土地養育的兒子，我被喚起的，是一種既喜且悲的人生傷感情緒，我仿佛置身于群山中一道山口，它的後面是一條幽深茫遠的歷史文化的峽谷。它的最初起點在哪裡？決定這種歷史延續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存在？它能不能繼續延續下去？有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我感覺到了一種惶惑。

　　這種使人感到惶惑的事還多著哩！每逢冬閒或新春期間，在湘西的山道上，可以隨時碰上男女婚嫁的迎親送親隊伍。——漢、苗、土家各族，依據各自的民族習慣，正按各不相同的婚嫁程序，操辦著兒女婚事。如果說，這各個不同的嫁娶儀式，只屬文化表層的風俗差異，那麼，等你深入下去，便會發現有著質的區別的愛情與婚姻形態的交織。在漢族、土家族聚居以及三族雜居區域，封建形態的婚姻已經佔有主導地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男女婚姻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多有小女子年紀十二三，就被送到婆家去當童養媳，長到十五六歲時便與丈夫圓房。也有晚婚待嫁的女子，被年輕野孩子的山歌或舊戲文唱開了心竅，或去山上與情人幽會，或跟飄鄉戲子、過路軍人私奔，照例給本地人留下說不完的話柄。

　　到本世紀初，感受著時代風氣的影響，一些在本地較大城鎮水碼頭學校裡讀書或外出省城求學的青年，心竅子被書讀開，婚姻不願再由父母包辦，已婚或已經定親的，回家第一件事，便是鬧著離婚、退親；未婚的便在外面找一個對象自由結婚，從此不再回來。在苗族聚居區域，愛情及婚姻仍延續著原始的自由形態。男女間的結識與相愛，多以對歌的方式進行。任何未婚男子都有權向自己鍾情的未婚女子（在服飾上，未婚與已婚、及笄與未成年女子，都有明顯的可識別的標誌），表達愛慕之情。照習俗，或否或可，女方都有以歌作答的義務。若雙方都有意結交，便以歌約定下次見面的時間與地點。經過進一步瞭解與接觸，雙方都感到滿意時，才互贈信物，以約永好。男女定情後，征得雙方父母同意，才能托媒提親。如父母不同意，還可以找舅舅。只要舅舅點頭，便可結婚，即使父母從此不與舅舅往來，也無權阻止婚事進行。如果舅舅也不認可，方有奔婚與自殺殉情的事發生（這種情況反倒並不多見）。

　　這種「舅權為大」的觀念，不僅盛行在湘西的土著民族，即便是較早移居湘西的漢族中間，也仍維持著相當大的影響（也許，不同民族文化間的滲透，在湘西採取的是一種雙向進行的方式）。舅家的男子看中姑家的女兒，托人說親，姑家沒有推託的餘地。俗話有「姑家女，伸手取，舅家要，隔河叫」。這幾乎是一種不成文的法典。這似乎是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時期，父權開始確立而母權仍具相當大影響，父權向母權妥協的產物。幾乎在一切方面，都形成各種不同文化因素雜然並存的局面。雖然，作為中國統治階級統一的封建意識形態，已經向湘西滲透與擴張，但是，不僅在不同區誠，這種滲透與擴張的程度各個不一，而且，在一般的山民中間，奉行的仍是傳統的家常人生哲學。這不僅與封建專制統治的不穩定狀態有關，也與封建教育的嚴重落後狀態有關。

　　據地方誌記載，自明代在苗區始有讀書人「講學于辰州虎溪」。^①但直到康熙五十四年，清政府在乾州建廳治，乾州仍無廳學，只設了一個臨時的「鎮溪所學」，乾隆元年方改滬溪訓導部為乾州廳學訓導。乾嘉苗民大起義以後，書院才漸次增多。雖然，封建教育的後來發展培育出一批進士、舉人，如做過民國政府總理大臣的熊希齡等，但究屬鳳毛麟角。多數人的人生教育是在家庭和社會的人生課堂裡進行的。這種民間教育，重在宗族——家族血緣觀念的灌輸，講習應付人際交往必需的社會禮儀及各種勞動、體育、娛樂技能。其內容方式，皆由湘西普通民眾與之面對的生存環境所規定。

　　由於長期處於未開發或半開發狀態，其生存環境是嚴酷的。至本世紀初葉為止，湘西與外部世界的交通主要依靠沅水及其各支流。由於交通閉塞，凡山裡大宗山貨運不出去，內銷極其有限，賣不出價錢；土地又貧瘠，若逢世道太平，又能風雨調順，土地所出尚可供其溫飽。倘若遇上旱、澇、蟲災，日子便極為難熬。地理環境又是那樣險惡，陡坡懸崖，惡灘急流，瘴癘之氣，毒蛇猛獸，抬腳便可遇上。稍一不慎，或被蛇咬獸傷，或失足落坎，或中暑發痧，一個活鮮鮮的人，轉眼便成地下之鬼。加上在外來者眼裡，湘西人一律是「蠻子」、「土匪」，官府「剿匪」殺人，既可隨意牽連無辜，挨打受氣，就更不是什麼稀罕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