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神尚未完全解體

神尚未完全解體(1)

　　血的浸洗與火的煆燒，剝落著湘西原始荒蠻的外殼，也釀造出難以盡說的人生悲劇。但這終不是歷史的全部。在漫漫的歷史長流中，它只佔有時間總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時間裡，當歷代梟雄逐鹿中原，拼殺得有聲有色的時候，湘西只是戲劇舞臺外的看客」。只有強者終於搶佔了金鑾殿，坐穩了皇帝寶座，想起「不服王法」的邊鄙「蠻族」的時候，才會送「戲」寶下鄉，遣王師與南方「蠻族」會獵於五溪。

　　但歷史從沒有給他們預約全勝。東漢馬援兵進武陵，遭土著頑強抵抗，最終兩敗俱傷時，光武帝劉秀知「武陛蠻」不可征服，只好派司馬呂種「以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①，雙方訂約休兵；南北朝時期，「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②；五代時楚王馬希范與土司立約的銅柱上，不得不刻下「無科徭，本州賦租自為供贍，不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業」^③的承諾，宋元佑元年，鑒於湘西土著民族的不斷反抗，只好將「五溪郡縣棄而不問」，「諸路所開道路，創置堡砦並廢」^④；明代，為加強對湘西苗族的控制，在花垣、滬溪、鳳凰等縣境內，設立五寨與竿子坪長官司，卻終因苗民處於優勢，到清康熙年間失去控制，變成不受土司管轄的苗區；康熙年間征苗之役，清兵雖勝，卻元氣大衰，只好「詔盡豁新疆錢糧，永不徵收，以杜官胥之擾，而苗訟仍從俗處分，不拘律例」。^①乾嘉苗民大起義雖以失敗告終，卻給清王朝以沉重打擊，迫使清政府做出讓步：撤出大部營盤，採取措施限制漢族地主兼併土地，並歸還部分苗民田地，不許再向苗寨派夫役，限制奸商剝削，在苗區開辦學校，入學科舉不准歧視苗人。

　　歷代中央王朝對湘西「蠻族」的征服，即便在政治上，也幾乎只有一種象徵性的意義，無論周代時崇山的「荒服」，東漢馬援南征的馬革裹屍以還，宋以前在湘西所設郡縣的「時設時廢」，還是五代至清康熙年間，延續800年的「土司」制（以少數民族首領治理的政治制度，在湘西，土司多由土家族首領擔任，而在苗區，仍為「既無流官治理，又無土司管轄的『生界』」，在那裡起作用的是一種氏族宗族制與部落聯盟，稱「合款」）。

　　直到清王朝實行「改土歸流」，廢土司，設流官，封建主義的中央集權制才得以建立，但其後百餘年間，又是連綿不斷的民族戰爭。到近代，隨著封建王朝的覆滅，中央集權統治在這裡更形鬆散。以田應詔——陳渠珍為首建立起來的湘西自治政府，既與國民黨中央政權若即若離，各縣紛起的地方武裝與各縣政府也不相統屬。這些地方武裝既殺人搶物，綁票訛錢（其對象多為本地有錢財主或外來商人及行政官員），也保境安民，不許外來勢力騷擾。蔣介石曾因此宣佈湘西為「匪區」，國民黨曾多次進兵湘西「剿匪」，俱遭敗績。

　　也許，湘西歷史上發生的征服與反征服、同化與反同化所形成的合力，規定著湘西歷史發展的總體構架和基本走向。這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軍事衝突，是那樣轟轟烈烈，它牽動著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神經中樞，即使刻意粉飾的歷代「正史」也留有它的顯明痕跡。然而，在這每一次政治軍事衝突之間，史籍留下的卻是大片空白。在這空白裡，應該填寫的是湘西各族人民平凡的人生哀樂，他們以特有的生存與創造方式，為自己、為子孫，同時也為歷史發展作出了努力。而這些，卻一例被歷史所遺忘。正是這為歷史所遺忘的部分，層積著湘西本土文化——來源古老的「巫鬼文化」的豐厚內涵。它在湘西征服與反征服、同化與反同化所形成的歷史夾縫裡得以延續。

　　然而，帝王們的刀劍終於一點一點撬開了湘西封閉的閘門，隨著「客民」越來越多地移居湘西——其來源為隨歷次征蠻之役進入湘西的漢人和兵士、及配湘西的囚犯及外來經商的商人等等，封建文化也逐漸向這塊古老的土地滲透。到本世紀初葉，隨著西方傳教士進入湘西、外資及洋貨如棉布、煤油等商品的輸入，資本主義文化也隨之輸入。於是，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三股文化繩索交織，絞結出湘西特有的人生型範。可是，這三種文化形態的交織在湘西的各個地方，並非按同樣的比重實現的。不僅偏遠的山寨，人口較為稠密的集鎮，與作為交通口岸的沿河水碼頭，情形大不一樣，苗族聚居區、土家族聚居區、漢族佔優勢的雜居區更是各自頭上一片天，以至反映生命特性的文化背景無法用同一模式來描述。

　　這種不同形態文化的交織，幾乎滲透到湘西社會人生的一切方面。

　　由於長期處於一種封閉與半封閉狀態，這裡的生產水平十分低下。雖然，在固定的田地上牛耕已成普遍的農作方式，但同樣遍及山鄉的原始的刀耕火種——即在荒蠻的山嶺上，砍去叢生灌木，然後放一把火，謂之「燒荒」，待火熄灰冷，即點穴下種——本地人稱作「砍火佘」，與之並行不悖。在城鎮與與平陽地帶，由早已出現的貧富懸隔發展起來的地主經濟，及相應的封建生產關係；在沅水和各支流，以及沿河水碼頭，船主與水手之間，形成的雇傭關係，已有了顯明的階級分化。而在多數偏僻山鄉（尤其在苗區），仍處於自由民經濟階段，階級分化並不明顯，「雖有貧富之分，政治上還沒有等級區別」。

　　在這裡，人們的衣食住行全是自給自足：吃的是自種的糧食，自產的茶油，穿的是自己紡織的家機布，家用照明多為桐油燈——一個竹筒，上置一個鐵盞，內盛桐油，二莖燈草浸油後便可點亮。夜行則點油樅膏——含油的松木塊或槁把——用幹篾條或葵蒿等紮成，日常飲食在火炕（或稱火塘）邊進行，火炕中央置一「三腳」，做飯時便在三腳上置一鼎罐，其名稱與形制仍保留著遠自殷商時代的特點。溝通城鎮與山村的集市大約早已發展起來了，買賣雙方雖以貨幣為中介，卻大多仍屬以物易物的簡單交易，售出糧食、油類、家禽、水果，以換回鹽巴、農具、幼畜、種子等等。商品經濟未能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只有在較大的集鎮和沿河水碼頭，才有較具規模的商業。而在這裡經商的又多為外鄉人，即來自外省的商人，他們幾乎壟斷了本地出產的桐油、木材、藥材、乾果等大宗產品的出口。本地人經商而成業主，在湘西是較晚的事。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