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引子(2)

引子(2)

　　我第一次見到沈從文，是在他的北京東城區小羊宜賓胡同5號的寓所，這是北京的四合院，東邊廂房，僅有的一間居室約12平方米，還兼作客廳，一張窄的木床，靠窗一張老式書桌，一個簡易書架，一把籐椅，兩張木椅。像他這樣人家早應該有的一切現代生活用品，一樣也沒有。1980年，當他遷居到崇文門東大街3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宿舍大樓後，我再次去看他，發現他的臥室兼客廳裡，添了一張長沙發，一台電風扇，一台收錄機，一台彩色電視機。我笑著對他說：「沈先生，你也開始現代化了。」他指著沙發、電風扇、收錄機說：「這些都是黃永玉換代後送我的。」

　　沈夫人告訴我，香港一家書店給他出了一本書，事後說虧了本，稿費無法支出。還是居間介紹出這本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張木蘭，代為向香港方面索取了一台彩色電視機，也就抵了那本書的稿費了。我疑心他有一大筆存款，到後來我才知道，他一生所得收入，除維持一家生活必需的花費、社交應酬和幫助別人外，都陸陸續續花在購買書籍和陶瓷文物上了。他家裡曾堆滿了各式各樣的「罎罎罐罐」，家裡放不下了，便隨手送人，送掉後又買。解放後索性一古腦兒全送了博物館，不僅沒有索取任何報酬，連一張收條也沒留下。他指著牆角一個裝咸蛋的青花瓷罐說：「這個東西現在在香港，可以賣上萬美元。我買它時，可便宜了。」——以至1969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他擔心自己一去便不再回來，將自己的積蓄分給幾個至親子侄時，總額不過幾百元。

　　1982年，他開始陸續收到花城出版社寄來的《沈從文文集》的稿費，他立即拿出一萬元，寄給家鄉的小學，修建一棟圖書樓。我曾勸過他：「年紀大了，總有用錢的時候，應該自己留下一點。」他淡然一笑：「不要緊。錢，總還會有的。」他一生厭憎為著一己私利聚斂財富的行為，對金錢支配一切的人生現象深惡痛絕。他不僅是言者，而且是行者，仿佛有意與金錢財富保持距離。然而，他也有因手頭無錢而發窘的時候。且不說他年輕時為吃飯問題所作的種種掙扎，就在他不再為吃飯發愁以後，每逢某項社會公益活動需要他捐贈時，他常常因拿不出錢來而發愁、難過。最後，總是瞭解他的表侄黃永玉及時為他墊出。

　　也許，沈從文對物質享受的淡泊，出於中國知識分子重名不重利的傳統心理，事實並非如此。1978年全國第4次文代會後，沈從文長期冷落的門庭重新變得熱鬧起來，各色各樣的拜訪者接踵而至，國內的報刊也開始出現重新評價沈從文文學成就的文章。與沈從文有過多年友誼的蕭離解嘲似地說：「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漲。」對這一切，沈從文表現出驚人的平靜。在談到他的文學創作時，他總是輕輕地揮著手：「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過是個出土文物。」在沈從文與中國現代著名作家之間，他既不承認二者聯結的必然性，也不承認自己具有與眾不同的稟賦，似乎全由人生的隨機性決定。他常用「因緣時會」解釋這歷史的結果。

　　「這是因緣時會。」他強調說，「我年輕的時候許多熟人同鄉，頭腦都比我優秀得多，卻一個個先後消失在中國近乎週期的悲劇裡。就拿寫文章來說，開始時我的一支筆就笨得很，能夠堅持下來，也只是比別人耐煩一點。」

　　沈從文在文壇上的沉浮，在中國幾乎是一個典型。在這沉浮的背後，重疊著因「歷史的誤會」而帶來的種種人生坎坷與痛苦。但他幾乎從來不主動提及自己幾十年來遭遇的損害與屈辱。當別人問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時，他只是說：「我沒有我的朋友受的衝擊大，我只是要打掃茅房，那是普通的事，在家裡不是也要打掃嗎？」在他的面前，人們常常惋惜他不能繼續從事文學創作，為他在文學史上的「失蹤」，在第二、三次文代會上，連他的作家身份也得不到承認感到不平，他照例只是笑笑：「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馬。」

　　對涉及個人榮辱得失的人事，沈從文表現出一種令人吃驚的寬容。他寧願記住別人的好處，而忘了別人對自己的損害。在對人性向善的追求方面，他逼近托爾斯泰，托爾斯泰還有為個人榮譽常常要與人決鬥的激烈舉動，沈從文卻更多屬東方人的寧靜與平和。

　　他總是微笑著面對已成過去的歷史，微笑著凝視這世界。然而，這不是伏爾泰似的譏世的微笑，其中，滲透著他稟賦裡的善良、天真和「童心幻念」。——這樣說，也只是略去了許多中介環節的一種模糊化處理，他當然有憂愁、傷心、痛苦的時候。記得1980年，丁玲突然發表了一篇題為《也頻與革命》的文章，未指名地批評沈從文當年歪曲她和胡也頻投身革命的動機，指沈從文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這是丁玲被落實政策，從北大荒返回北京以後，從一個日本人手裡得到一本沈從文30年代著的《記丁玲》，因不滿沈從文書中所持立場，有感而發的（此書問世40餘年後，丁玲第一次讀到它），而與《記丁玲》具有同一傾向的《記胡也頻》一書，丁玲是親自過目了的。丁玲此舉，還有沒有更潛在的心理動因，恐怕將成為一個難解之謎了。此後不久，我去沈從文處，一見面，他便對我說，「請你給我複印我的兩篇文章，一是《關於丁玲女士被捕》，一是《丁玲女士的失蹤》。」他說這話時，顯得有點失去慣有的平靜，激動裡夾著一絲傷心。「我不是要和她爭什麼，只是想讓問及這事的朋友，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答應了他的要求，幾天後，我給他送去兩篇文章的複印件，他道了謝，接過複印件看了看，又隨意放到書桌上，隨後一言不發，兩眼發愣，仿佛陷入對往事的回憶，眉宇間掠過一絲難以察覺的憂鬱。良久，才輕輕地籲一口氣，喃喃自語：「唉，我們那位老朋友哇……」

　　後來，這件事再沒有和我談起過。

　　在人生的競技場上，沈從文是一個弱者，還是一個智者？對此，我感到一種無法判斷的困惑。他的淡薄名利，他的對人事的寬容，他的與世無爭，常常使我想起老子《道德經》裡的一段話：

　　上德若永，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夫唯不爭，故無尤。^①沈從文也多次談到水與自己生命人格的不可分：水的德性為兼容並包，柔濡中有強韌，從表面看，極容易範圍，其實則無堅不摧。水教給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樂，並作橫海揚帆的美夢，刺激我對於工作永遠的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熱情洋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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