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時代的趙超構 23、空閒時也幫著種菜

23、空閒時也幫著種菜

　　茅簷人靜，蓬窗燈明，他的「戰時生活」方式，實際上還是最初從事新聞工作時形成的，晝夜顛倒。上午睡覺，不吃早餐。中午起床，午後寫作。晚上陪伴他的是一盞煤油燈，讀書到深夜。有時讀到一本好書，直到雞啼才睡。他一日抽二到三包煙，「老刀牌」或「大前門」，晚飯照例喝一到二兩大麯。但進城時吃黃酒，酒興好時能喝兩斤半。鄉下沒有什麼下酒之物，只有油炒豆、花生米、豆腐乾之類，他已覺得心滿意足。茶餘飯後聽安大姐唱一段梅派的《醉酒》、《起解》已是莫大的享受。

　　安大姐給了飄然羈旅在外的趙超構一個溫暖的家。

　　1942年、43年間，他曾患輕度的肺結核。這種病在戰時的大後方相當流行。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生活條件日益艱苦，再加「霧重慶」的自然氣候和政治氣候都傷人，傳染這種毛病是很容易的。當時治肺病的靈藥「鏈黴素」問世還不久，要從美國進口，而且以黃金論價，窮人害了肺癆，只有等死。

　　也幸虧居停主人安大姐，她在屋前屋後開荒種點菜蔬，養了幾隻雞，雞蛋相當一部分給了趙超構當補品。她燒得一手蘇常菜，雖然沒有魚肉，卻也做得精細入味。

　　空閒時趙超構也幫著種菜、洗菜、施肥，他從小在農村生活，幹這些活還在行。他和安麗雲天天在一起勞動，一同生活，親如家人。生病的時間大約不長，這個時期文章寫得很少，有時也玩玩照相機，在鄉下拍了許多風景照。可惜這些照片一張也沒有留下。這架「萊卡」相機可能還是他在南京《朝報》時買的，用了幾十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抄家時，曾被造反派抄去，後來雖然歸還，但損壞了，他一直保存到了晚年。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報社提倡「記者學攝影」，我至今還在使用的一架蘇聯產「佐羅基」，還是他陪我去買，又教我拍的。無力購置的記者統統由公家貸款，幾乎人人配備了相機，踴躍參加攝影比賽。他是首任上海市攝影協會會長。

　　花丘灣時的鄰居小朋友許富官，五十多年後，對我說起許多往事，他的學名「許可成」，還是趙超構給取的：「他嫌『福官』的名字俗氣，給我改名『可成』，意思是要我好好讀書，將來可以有所成就。」

　　許可成說：「我母親的名字，他也賺俗氣，給她改名『再生』大約是希望她有新的生活，解放自己的意思。」但她嫌太男性化，一次也沒有用過。

　　「我們對他的稱呼，也改變了三次。」許可成補充說，「在花丘灣一同鑽防空洞，聽他講故事，講故事時，大家都叫他『大哥哥』。後來他教我讀書了，改叫趙先生。到他年紀大了，叫趙老。」

　　「大哥哥」之名，曾經成為花丘灣一些鄰居的共同稱呼。敵機空襲，警報延續幾個小時，半天、一天一夜都不解除的日子，大家在黑暗潮濕的防空洞裡不能做什麼事情，這時候「大哥哥」成了大家的益友良師和義務說書人，講時事、講笑話、講歷史，講社會上的新聞。他讓大家忘掉了恐懼，忘掉了焦躁不安，忘掉寂寞無聊，忘掉了饑渴、疲倦。與大家融洽無間地度過了許多可詛咒的黑暗歲月。他喜歡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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