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時代的趙超構 16、經常為百姓說話

16、經常為百姓說話

　　趙超構對國民黨統治下政治黑暗，民生凋敝，以至民不聊生的現實，是十分不滿的。一有機會就發為評論，予以痛斥。據當時報載，從1935年中期到1936年年底十八個月中，湖北一省因貪污而被彈劾的官吏案件，竟有一千一百二十八起之多；全國有多少，不問可知。趙超構寫了《可驚的貪污案統計》（1937年1月13日）一文，說：「湖北省在國內尚算開明之地，其他各省偏遠一點的地方吏治，當然更不堪問！我們相信，除了這一千餘被彈劾的貪污案外，一定還有好幾倍未被發覺的貪污案。」

　　7月18日他又在一篇題為《土匪的公道》的小評中說：「（土匪多）實際上官逼民反。」「如果地方官吏只知道刮地皮，以人民為芻狗，則人人都有做土匪的可能。」他還指出：「土匪尚知三不劫（不劫郵政人員、賑災人員、河工人員），許多官吏實際比土匪還不如。」

　　7月8日《人品的高下》一文中罵「軍閥政客、市儈、大漢奸他們生活已甚優裕，本來用不著再作惡造孽了，卻還從事於『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的勾當。結果，他人固受其害，自己也弄得身敗名裂，子孫遭殃。像這種人，損人不利己，毀滅自己、貽害人群，只好名之曰賊」！

　　初生牛犢不畏虎，趙超構鋒芒所向，國民黨的中央執監委員、部院長官、省、市、縣、鄉、鎮各級官吏、軍隊要員、駐外使節等等，以至社會名流、地痞惡霸，無所遁其形，一一暴露於公眾之前，醜態百出。

　　關心國難之外，趙超構十分關心民生疾苦，經常為百姓說話，反映他們饑寒、困苦的願望，充分表現出他悲天憫人，勇於仗義執言的性格。

　　1936年蘇州一個大地主狀訴二百九十戶農民抗租的案子，引起他的注意，7月2日寫了一篇《抗租》評論此事：「二百九十戶農民所賴以生存的土地，竟壟斷在一家地主手中。耕者無其田，有田者坐而食，這正是農民破產，社會不安的大原因。土地分配如果不獲公平合理的解決，復興農村永遠是夢想。」

　　1936年夏季的浙江定海漁民鹽民與稅警衝突，稅警開槍打死打傷一百五十多人，造成流血慘案。趙超構在小評《定海大慘劇》中說：「這是經濟重壓下貧民鋌而走險的現象，這在我國或許是通常現象。」

　　此前不久的1935年5月22日，他曾以悲憤心情寫過《六百人之死》一文，評論蘇俄巨型飛機失事，死四百十六人，全世界為之震動，而山東淄川魯大煤礦淹水，死六百工人，連撫恤也沒有著落，還須向合股的日本方面「交涉」。這是中國人生命與外國人生命價值的一個比較，他呼籲：「煤礦公司必須賠償，政府實業部應保障此後國內礦工的安全。」

　　但這樣的悲劇，中國幾乎天天在演出。1936年7月南京有家通易信託公司倒閉，儲戶以平民居多，可憐節衣縮食儲蓄的一點血汗錢，一去無回，除了要到各董事家去痛哭跪求乞憐之外，毫無別的索債辦法。趙超構指出：「通易倒閉，中有許多舞弊，財部與法院理應派員調查，依法令董事股東負責清償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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