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時代的趙超構 15、更加密切注意時局

15、更加密切注意時局

　　《朝報》創刊時，日出四開二張。一半篇幅新聞，一半篇幅廣告，是一張面向南京一般市民的私營報紙。因為老闆王公弢是《中央日報》出身，與國民黨方面保持一定聯繫，總編輯朱虛白，辦報有些經驗，也擅長撰寫時事評論，後來在抗戰勝利時做過上海市政府新聞處處長。張慧劍主編副刊，已在報界初露頭角。趙超構那年還不到二十五歲，是編輯中年紀最輕、資歷最淺的一個。趙標生因為兒子初出茅廬，剛來報館工作，還不大放心，常常來找王公弢夫婦（王夫人是經理，掌握財權），同時也探望兒子。屠石鳴說：「他當著大家的面叫超構小名『阿狗』，我們也親昵地跟著叫『阿狗』。好在狗、構同音，他也不以為忤。」

　　王公弢不喜歡《中央日報》那樣把報館變成衙門，報紙完全站在黨部和政府立場大打官腔。他在夫人協助下，竭力辦成現代化的報業企業，運用早期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式，報紙辦得還有點生氣。王公弢夫婦也克扣職工薪給，不但制定許多嚴格的制度，而且親自督陣，考察職工勤惰、優劣。至於思想上的控制，倒也不像《中央日報》那樣嚴密；他要自立門戶，把《朝報》辦成獨立於國民黨黨報之外的民間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八十年代初期，趙超構有幾次與青年記者座談新聞寫作時，是這樣回憶那段歷史的：「這是一張剛剛創辦的商業性報紙，工作很緊張。我一個人編國際版一版，每天還要交一篇『言論』。天天夜裡七點去上班，做到次日淩晨三點才下班，睡到中午又得爬起來寫『言論』稿。

　　「《朝報》的老闆很厲害，每天上班時坐在門口，交了稿才能進辦公室。老闆娘更厲害，錙銖必較，克扣職工的微薄工資，還不能如期發放。

　　「就這樣，我被逼迫了三年，也是鍛煉了三年……一日一篇，千日千篇，長此鍛煉，也就熟練了。寫作終於成為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直到現在。有時候，一天不寫，就會覺得空虛無聊，好像日子就白過了。」

　　他的所謂「言論」，還不是後來寫《未晚談》那樣的雜文，只是時事評論。有社評、時評、小評，每篇五六百字，較長的專論，也有一二千字的。三年中共計近兩千篇，字數在七十萬以上。

　　趙超構在「中公」讀書時，本來就關心國事和世界大事，進報館做了國際新聞編輯兼寫評論，更加密切注意時局，留心國內外政治動態，他在《朝報》上不時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國的陰謀野心，痛斥親日派、漢奸的賣國勾當；抨擊國民黨政府的對日妥協求和的不抵抗主義，對內不顧人民死活，上上下下到處貪污腐敗的政治現狀。大有「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的氣概。1936年7月國民黨舉行五屆二中全會，蔣介石發表演說，主調還是大唱「中日親善」，「共同防共」，取締抗日救國運動。趙超構在7月15日的「時評」欄中發表《蔣委員長的演說》一文，說：「平心探討這篇演詞，我們不能不承認，政府所能解釋的限度，低於一般人民所能忍耐的限度，譬如華北的種種情形，在民間看來都已到達和平絕望時期之征，在政府看來似乎還有用外交途徑解決的希望。」

　　這裡所指的華北的情形，就是此前一年，日本唆使漢奸殷汝耕進行「華北五省組織運動，成立冀東防共政府」，史稱「冀東事變」。國民黨政府為適應日本關於「華北政權特殊化」的無理要求，指派宋哲元等籌組「冀察政務委員會」，並定於1936年12月7日正式成立。終於激起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的怒潮。北平學生首先發難，爆發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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