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四從上海到瑞金

十四從上海到瑞金(1)

　　【《鬥爭》事件】

　　在文學園地耕耘之余，瞿秋白應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時為這些刊物寫些政治和時事評論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個別負責人的委託，為中央起草文件。不過，這「偶而」的機會，實在太少，目前所知僅有一次。事情是：1931年上半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秘書處的文件處閱處文件時，提出了如何區別不同情況，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見。他關照說：要阿秋^①提出幾條整理文件的規定出來。瞿秋白欣然從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處置辦法》，對於中央機關應當收集、保管的文件的範圍、內容，整理分類編目的原則、方法，都有明確的規定。他要求對所有文件「切記注明年月日，愈詳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團體的機關報，需全份保管者，應妥善置於「只有至多兩人知道的地方，同時當然要是不甚費錢的地方」，並「把歷年來的機關報上之論文，編一本分類目錄（並在每篇注明寫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寫了一條「總注：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二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②這是一個目光遠大，對革命前途充滿了勝利信心的設想；迄今為止，這是我們所看到的中共中央最早的關於檔案文件管理的規定。

　　①周恩來親昵地稱瞿秋白為「阿秋」。
　　②據手稿影印件。

　　瞿秋白這時所寫的政論時評文章，除《布爾塞維克》外，多數發表在《紅旗週報》（中共中央理論刊物）、《鬥爭》（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和《中國與世界》（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公開出版的政論性週刊，原名《公道》）等刊物上。他在《中國與世界》上所發表的文章，有《恭請列國聯軍》、《流氓政策和立憲政策》、《三民主義的清算》、《有國大家賣》、《當前的重要問題》、《太平洋戰爭中的上海問題》等。據編者稱讚說：瞿秋白是「文章能手」，其「文稿明淨，極少改抹。著論以譏評時政為多，持論儘管尖銳，而說理透闢入裡，邏輯性強。行文也不是劍拔弩張，而是從容不迫，圓潤流暢。文中詞匯豐富，尤喜熔鑄新詞」，「文章妙語如珠，機智，新穎，別具風格。」^①瞿秋白在《紅旗週報》、《鬥爭》上發表的文章，^②短小精粹，更加鮮明銳利。

　　①季楚書：《紀念「左聯」，緬懷戰友》，《左聯回憶錄》上，第201—202頁。
　　②瞿秋白在《紅旗週報》上發文約13篇，署名範亢；在《鬥爭》上發文約20篇，署名狄康。這些文章長的一兩千字，短的僅幾百字。

　　瞿秋白用筆名狄康在《鬥爭》上所寫的文章，絕大多數發表於1933年6、7、8三個月，即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前夕。他針對國民黨政府的內外政策，揭露了敵人在戰略策略上的變化和企圖，及時地向黨提出了重要意見。如果說有什麼缺點和不足，主要是他還不可能直接地反對當時中共中央推行的「左」傾路線，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還免不了有些「左」的成份。

　　但是，這些文章給瞿秋白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1933年9月22日，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①，在全黨範圍內發動了對瞿秋白的公開批判。這個決定危言聳聽，無限上綱，指責瞿秋白文章的許多觀點是「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的機會主義」，「來解除黨動員群眾的武裝」，「在客觀上，他是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因而，瞿秋白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錯誤」。臨時中央政治局號召全黨「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來教育同志，並檢查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堅決的打擊一切對於機會主義的調和傾向，以保證徹底執行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10月底，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週報》發表社論《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鬥任務》^②，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為白區黨完成反對五次「圍剿」各項任務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爾基的名言：「敵人不願意解除武裝，我們就必須消滅他」，強調要對瞿秋白「開展最無情的鬥爭」。同期發表的署名文章《粉碎五次「圍剿」與反傾向鬥爭》的長文，提出「反對目前最危險的羅明路線和狄康同志的觀點」，是「順利的執行衝破五次「圍剿」的一切戰鬥任務的前提。」11月，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鬥爭》全文轉載此文，把對瞿秋白的批判，由白區推向蘇區，在全黨展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編輯部受到組織上的整頓，嚴格檢查了該刊發表過的文章以及其他刊物上的文章。

　　①《六大以來》（下），第56頁。
　　②《紅旗週報》第61期，1933年10月30日。

　　瞿秋白在《鬥爭》上所寫的文章中，受到嚴厲批判的主要有《臨死的呼號》（第48期，1933年7月20日）、《廬山會議的大陰謀》（第49期，1933年7月30日）、《國際反帝大會——反對國民黨的外債政策》（第52期，1933年8月27日）。這些文章的內容，無非是揭露帝國主義各國以「借款」形式侵略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武裝侵略，蔣介石反動政府投降賣國，反對和企圖消滅工農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文章特別指出蔣介石對蘇區開始採取了軍事「圍剿」和政治經濟手段並用的方針；在軍事上由過去的急進直入改為「封鎖」、「包圍」、「步步為營」的戰法。這些看法，顯然是正確的，遠比「左」傾路線的指導者高明得多。

　　《廬山會議的大陰謀》一文，被中央認為錯誤「特別」嚴重。這篇文章短短八百字，觀點明確，文字簡捷。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國民黨的報紙，不久以前還說蘇聯的政策是『有組織的饑餓政策』，說蘇聯農民的困苦還『過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這當然是抄襲帝國主義者的謠言來誣衊蘇聯。然而國民黨自己卻的的確確在實行『有組織的饑餓政策』。最近廬山會議的結果，最重要的就是議決嚴密的封鎖蘇維埃區域——其餘的決議，什麼察哈爾問題，什麼新疆問題等等，都是軍閥混戰的『準備』，消息也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川贛剿匪』問題的決議說得清清楚楚：『實行對於匪區的嚴密封鎖，一切藥材、煤油、電料、鹽等都嚴禁輸入匪區，並在匪區附近實行這些東西的公賣，凡是沒有『良民證』的人都不准購買。」瞿秋白嚴厲地譴責道：「這不是『有組織的饑餓政策』是什麼！其實，這不但是饑餓，而簡直是造成活地獄的政策。這是要使江西、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的幾千百萬的民眾沒有鹽吃，沒有煤油用……受了傷和生了病沒有藥可以醫。總之，是用極殘酷的手段弄死這幾千百萬的民眾」，「要靠饑餓政策去逼迫紅軍」，「廬山會議就決定了這個大陰謀」。瞿秋白在下面又寫道：「然而這封鎖政策的別一方面，卻也表示著國民黨統治的崩潰。國民黨的白軍比紅軍多四、五倍，國民黨的武器——最新式的飛機、坦克等等比紅軍的勝過幾十倍，然而國民黨的白軍不敢開到前敵去打。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蕩平赤匪』。然而不！他們不敢叫大隊的士兵去打，卻只敢『封鎖』，『包圍』，『步步為營』。為什麼？因為他們自己的士兵群眾不大靠得住了，因為蘇區的廣大民眾極大多數是『非良民』了，因為蘇區的廣大民眾都是紅軍的『暗探』和『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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