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三重返文學園地(8)

十三重返文學園地(8)

　　大眾化問題的深入討論，自然會有不同的意見。鄭伯奇用何大白的筆名發表了《大眾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與工農大眾對立起來。何大白寫道：「我們的方法錯誤了麼？不是。我們的口號太高了麼？不是。我們的文字太難了麼？不是。」^①何大白認為文藝大眾化遲遲不能實現，困難很多，而「第一重困難在大眾自己，就是大眾對於我們的理解有沒有相當的準備。」^②這種看法，在當時小資產階級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的表現著知識分子脫離群眾的態度，蔑視群眾的態度」^③，因此，應當加以批評。瞿秋白立即寫了《「我們」是誰？》一文，指出新文學之所以不能實現大眾化的主要原因，在於小資產階級作家蔑視大眾，好為人師。

　　①何大白：《大眾化的核心》。轉引自瞿秋白《「我們」是誰？》，《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②何大白：《大眾化的核心》。
　　③同上書，第878頁。

　　他說：

　　為什麼弄成這個樣子？兩三年來除出空談之外什麼成績也沒有！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學運動還沒有跳出知識分子的「研究會」的階段，還只是知識分子的小團體，而不是群眾的運動。這些革命的知識分子——

　　小資產階級，還沒有決心走進工人階級的隊伍，還自己以為是大眾的教師，而根本不肯「向大眾去學習」。因此，他們口頭上贊成「大眾化」，而事實上反對「大眾化」，抵制「大眾化」。何大白的這篇文章就暴露出這一類的知識分子的態度，這使我們發現「大眾化」的更深刻的障礙。——這就是革命的文學家和「文學青年」大半還站在大眾之外，企圖站在大眾之上去教訓大眾。^①

　　①同上書，第875頁。

　　瞿秋白的批評，使鄭伯奇感到不舒暢。為此，瞿秋白通過夏衍，約鄭伯奇進行了一次長談。據鄭伯奇回憶說：記得在舊名愛文義路北面一條橫街口的一個弄堂裡，有一所清靜的院落，在那裡我會見了瞿秋白。他是比現在的畫像稍顯蒼老的一個頎長的中年人。他穿著中國式的長衣。房子裡只有我們三人。他態度很寧靜和藹，細心地導引著我談話。他把我的話用他獨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記在他的筆記本上。他也對我發表了較長的談話。在那樣白色恐怖最厲害的環境之下，我們還談了一個多鐘頭。因為當時我那樣混亂的思想情況，對於瞿秋白給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領會很少，但也有了一些認識。我認識到方法有錯誤而文字太艱深。我感覺到應該學習活的語言和大眾愛好的民間形式。後來我曾提倡口頭文學主張研究民間文藝就是從這樣感覺出發的。^①

　　瞿秋白認為，實現文藝大眾化的關鍵是革命的文藝要向著大眾；革命的作家必須「要到群眾中間去學習。在工作的過程之中去學習。」「不要只想群眾來捧角，來請普洛文學導師指導，而要……受受群眾的教訓。」^②他指出，向群眾學習的方法是深入到群眾進行文藝活動的場所，「去觀察，瞭解，體驗那工人和貧民的生活和鬥爭，真正能夠同著他們一塊兒感覺到另外一個天地。要知道：單是有無產階級的思想是不夠的，還要會象無產階級一樣的去感覺。」^③儘管瞿秋白這裡所說的「到群眾中去」，還不是指直接到群眾的廣泛的生活和鬥爭實踐中去，而是指到群眾進行文藝活動的場所，即到那些說書的、唱小調的、賣胡琴的、擺書攤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無產階級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見解，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

　　①參見鄭伯奇：《回憶瞿秋白烈士》。《憶秋白》第320頁。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2—87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出版。
　　③同上書，第873頁。

　　瞿秋白十分重視文學語言的大眾化，認為這是最迫切的先決問題。中國有廣大的識字不多的工農群眾，必須建立能夠為他們所需要的「現代普通話」、「真正的白話」。其標準是「讀出來而聽得懂」^①。語音，大致同於北京官話；用詞，盡可能使用白話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歐化成分而要合於中國語言規律。瞿秋白認為，這種現代普通話，在大城市裡已開始產生，它將足以表情達意，演說故事，撰寫文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4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鑒於沙俄時代，俄國各民族人民反對俄語同化政策，堅決反對在中國用「國語」統一中國各民族的語言。他指出，「國語」的名稱本來是不通的，指定統治民族的語言為「國語」，是壓迫弱小民族，這種含義的「國語」，應當排斥不用。他堅持只用普通話，不用「國語」一詞。

　　在大眾化問題討論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語言大眾化問題放在什麼地位的問題，有些分歧。1932年7月，茅盾以止敬筆名發表《問題中的大眾文化》一文，認為「技術是主，作為表現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①只有學習舊小說適合大眾習慣的描寫方法，才能創作出好的大眾文藝。他認為大眾文藝的主要條件是努力學習運用《水滸》等古典小說的藝術方法和描寫方法，如動作多，抽象敘述少，處處以人物行動來刻劃人物性格，不用聯想、暗示等等。只有這樣，才能使大眾的讀者感動；而讀得出、聽得懂，只是起碼條件，僅做到這一點不能算是大眾文藝。瞿秋白讀過茅盾的文章，於9月間發表《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②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條件」論。他申明他並不是不注重寫作技巧，但當前首要的任務還是要使大眾讀得出、聽得懂。首先要有大眾文藝，然後再要求好的大眾文藝；所以最主要的還是語言文字。過分強調寫作技巧，會使初學寫作者不敢動手，結果勢必取消大眾文藝的廣大運動。茅盾後來說：「對於秋白的這篇文章，我沒有繼續爭論下去，因為我發現我與秋白是從不同的前提來爭論的，即我們對文藝大眾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文藝大眾化主要是指作家們要努力使用大眾的語言創作人民大眾看得懂，聽得懂，能夠接受的，喜見樂聞的文藝作品（這裡包括通俗文藝讀物，也包括名著）呢？還是主要是指由大眾自己來寫文藝作品？我以為應該是前者，而秋白似乎側重於後者。由此又引出了對文藝作品藝術性的分歧看法。我認為沒有藝術性的『文藝作品』不是文藝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藝作品也然。而秋白則似乎認為大眾文藝可以與藝術性分割開來，先解決『文字本身』問題。」^③茅盾側重于作家創作的角度，注意大眾化作品的藝術性；瞿秋白則希望在大眾中產生作家。這些討論，有助於對問題認識的深化。但是，實事求是地說，瞿秋白的意見有點急於事功。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下，工農大眾文藝家的出現，談何容易！對此，魯迅早有精闢的見解。1930年魯迅在《文藝的大眾化》一文中，指出：『現今的急務」，是「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以擠掉一些陳腐的勞什子。」^④目前限於客觀條件，還只是「使大眾能鑒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要徹底實現大眾化，「必須政治之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⑤。沒有無產階級的政權的力量，文藝大眾化不可能實現。

　　①《問題中的大眾文藝》。《文學月報》第1卷第2號，1932年7月。
　　②《文學月報》第1卷第3期，1932年9月。
　　③《文藝大眾的討論及其他——回憶錄十五》。《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
　　④⑤《大眾文藝》第2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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