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三重返文學園地(7)

十三重返文學園地(7)

　　【大眾化文藝的倡導者和傑出的語言學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文藝運動，是在帝國主義侵略日益猖狂，國民黨統治愈加腐朽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人民群眾被舊的文藝所包圍，其內容大多不脫武俠、劍仙之類的荒誕迷幻，以及因果報應、安貧樂道、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之類的說教勸戒。這種反動的「大眾文藝」、「通俗文學」，經常被地主資產階級利用來腐蝕勞動人民，麻痹他們的鬥志，消弭他們的反抗。新的革命文學家，與廣大群眾隔離；新的文藝作品，日趨傾向於歐化，因而不能為勞動人民群眾所接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既然承認文學的階級性或革命傾向性，那麼，它必然要求文學大眾化，必須讓文學為大眾所懂得，所接受，所愛好。否則就無法實現革命文學成為階級鬥爭的利器的根本任務。

　　革命文學家，歷來重視文學大眾化的問題。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學」的討論中，就提出了這個問題。1930年左聯成立前後，左翼文學界又開展了一次關於大眾文藝的討論。這次討論主要是探討大眾文藝的形式問題，引起比較普遍的注意，但許多問題還沒有接觸，許多問題還沒有深入。1931年以後，瞿秋白重返文藝戰線，以極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藝大眾化問題。1931年5、6月間，他寫《鬼門關以外的戰爭》、《學閥萬歲！》，提出文學革命的問題。9月，寫《亂彈》，由中國文學史的演變發展，揭示出文學藝術早先來自平民，逐步為少數統治者所霸佔，而最終仍將重新屬人民的規律。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和「一二八」上海戰爭期間，瞿秋白寫《大眾文藝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上海戰爭和戰爭文學》兩文，指出：「革命文藝的大眾化，尤其是革命的大眾文藝的創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務了。」^①「革命的文藝，必須『向著大眾』去！」^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4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書，第914頁。

　　在瞿秋白的積極推動下，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藝大眾化問題的討論。這是4月25日，瞿秋白在左聯理論性的機關刊物《文學》半月刊創刊號上發表了《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1931年10月寫），6月10日又在《文學月報》創刊號（《文學》半月刊被禁後創辦的左聯機關刊物）上發表《論文學的大眾化》，對上文作了補充和發揮。《文學月報》的編者，可能認為瞿秋白提出的問題很重要而又很複雜，所以就約請許多人來參加討論。茅盾應邀用止敬筆名寫了《問題中的大眾文藝》一文，以後周起應（周揚）、何大白（鄭伯奇）、田漢等人都發表文章參加討論。在一年多時間裡，《北斗》、《文學》半月刊、《文學月報》等刊物發表不少文章，連續不斷地討論文藝大眾化。左翼作家在這時所寫的分析革命文學其它問題的文章，也常涉及大眾化問題。文藝大眾化問題，一時形成熱潮，成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後來又寫了《「我們」是誰？》、《歐化文藝》、《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論翻譯》等文，以及一些書信形式的手稿^①。

　　①目前見到的有致新兄、伯新兄、迪兄、嵐兄等五封書信手稿。

　　瞿秋白在文藝大眾化的研究和討論中，付出的精力，撰寫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學問題都要多得多。並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論述，也最有條理，最為深刻，最富有創造性。「在現代文學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明確提出：為工農大眾服務，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是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中心問題。他還初步闡明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作家向工農大眾學習，轉變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他承前啟後，既堅持和深化了早期共產黨人關於革命文學的主張，又為後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工農兵方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①

　　①王鐵仙：《瞿秋白論稿》，第106—107頁。

　　三十年代初，中國文藝運動的狀況如何？瞿秋白尖銳地指出：「普洛文藝一般都應當是大眾的，難道有『非大眾的普洛文藝』？然而不然！居然有！」^①瞿秋白認為，在題材和內容上，新文學的題材狹小，內容貧乏，始終脫不開知識分子的小圈子。新文學的作家們所寫的作品，「只是限於知識分子的自我描寫」^②，諸如失戀，家庭衝突，三角戀愛，稿費太少，上海的亭子間生活，北京的小公寓生活，等等。而對「鄉下佬『上城』的問題，窮人想賴債的問題，丘八想回家的問題」則很少涉及^③。革命文學運動也沿襲老路，與大眾隔離著。一些革命作家眼中的「民眾文學」，不過是「洋車夫文學和老媽子文學」，只用「淺薄的人道主義」，「來可憐洋車夫老媽子，以至工人，農民」^④。在語言方面，瞿秋白認為，雖然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一開始就提倡白話，反對文言，使白話成了文學語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眾的口語，但並不是大眾化的。早在1923年由蘇俄回國後瞿秋白寫《荒漠裡》一文就指出：「中國的現代文還沒有成就」，「『文學的白話，白話的文學』都還沒有著落」，使群眾的精神生活陷在荒涼的沙漠裡^⑤。他歎息地問道：「唉，中國的新文學，我的好妹妹，你什麼時候才能從雲端下落，腳踏實地呢？」^⑥這個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後，即1931年他寫《鬼門關以外的戰爭》和《學閥萬歲！》等文時，依然沒有變化。他承認五四文學革命後，文學作品的語言較之文學改良運動的「舊式白話」有所進步，是「新式白話」；少數優秀作家已在運用真正白話進行寫作。但他認為，大多數作品使用的仍不是真正的白話。他說：「記得當初五四運動的時候，胡適之有兩個口號，叫做『國語的文學和文學的國語』。現在檢查一下十二年來文學革命的成績，可以說這兩個口號離著實現的程度還很遠呢！現在的新文學，還說不上是『國語』的文學，現在的『國語』，也還說不上是文學的『國語』。現在沒有國語的文學！而只有種種式式半人話半鬼話的文學，——既不是人話又不是鬼話的文學。亦沒有文學的國語！而只有種種式式文言白話混合的不成話的文腔。」^⑦瞿秋白挖苦地指責用這種文腔所作的文學，是「騾子文學」。他說，「因為他是『非驢非馬』：——既然不是對於舊文學宣戰，又已經不敢對於舊文學講和；既然不是完全講『人話』，又已經不會真正講『鬼話』；既然創造不出現代普通話的『新中國文』，又已經不能夠運用漢字的『舊中國文』。這叫做『不戰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驢非馬』的騾子文學。」^⑧這段話，雖然失之過激，但卻指出了五四新文學的缺陷。有一次，茅盾和瞿秋白相遇，茅盾問他：「難道你真認為『五四』以後十二年間的新文學一無可取麼？他回答說：不用猛烈的瀉藥，大眾化這口號就喊不響呀！那麼，他自己未嘗不覺得『五四』以後十二年間新文學不應估計太低，不過為了要給大眾化這口號打出一條路來，就不惜矯枉過正。但隔了一年，在論『大眾文藝問題』時，他的主張就平穩得多了。」^⑨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5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②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10—61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6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⑤⑥《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30、23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⑦《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2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⑧同上書，第596頁。
　　⑨茅盾：《瞿秋白在文學上的貢獻》。《人民日報》1949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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