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三重返文學園地(6)

十三重返文學園地(6)

　　「自由人」與「第三種人」並非鐵板一塊。經過瞿秋白、魯迅等的批判，他們中間很快地發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動，如胡秋原投靠蔣介石，當上立法委員，成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詩人戴望舒則走上了進步的道路。

　　資產階級「新月派」文學和胡適，這時仍然散佈反動的政治理論和文藝理論。1931年5、6月間，瞿秋白就寫了《學閥萬歲》、《鬼門關以外的戰爭》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學，是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紳商文學。隨後，瞿秋白又寫了《非政治主義》、《貓樣的溫文》等文，反駁他們的謬論。

　　「新月派」與「民族主義文學」之間有過爭論，他們認為「民族主義文學」打著「祖國」「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們自己打起「為藝術而藝術」的旗號，更為巧妙、更加隱蔽。瞿秋白指出，「誘惑群眾使他們不問政治——這常常是統治階級的一種手段。」^①對於「新月派」創辦的《聲色》雜誌所發表徐志摩的《一個詩人》，瞿秋白指出這不過是「清客」對其主子「吃租階級」奉獻的「歌聲」和「色情」。^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9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這時，胡適宣揚「人權」，「王道」，鼓吹實驗主義。瞿秋白先後寫成《鸚哥兒》、《王道詩話》、《出賣靈魂的秘訣》、《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適的為國民黨反動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出謀獻策，甘當走狗的真面目。1933年春，日本加緊對華侵略，平津危急，中國人民和愛國官兵掀起長城抗戰。這時，曾經玩過「人權」，玩過「五鬼鬧中華」把戲的胡適，「又發明了第六個鬼——叫做『仇恨』。這個鬼不但鬧中華，而且禍及友邦，鬧到東京去了。因此，胡博士對症發藥——預備向日本帝國主義上條陳。」^①按照實驗主義的哲學，胡適的條陳是：「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④這是背叛祖國，出賣靈魂的無恥行徑。瞿秋白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是，從中國小百姓方面來說，這卻是出賣靈魂的唯一秘訣。」^⑤胡適到湖南長沙演講，湖南省長何鍵一次便送給胡適五千元程儀。《字林西報》登載胡適的言論是：「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樣，應當得著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審判……」^②這就是「中國的幫忙文人」胡適的「王道仁政」論。瞿秋白寫了《王道詩話》，對於已經墮落為頭號文化買辦，積極向當局條陳獻計的胡適，給予了嚴峻的批評和無情的鞭撻。瞿秋白援引了胡適的上述言論，一針見血地說：「這就清楚得多了！這不是在說『政府權』了嗎？自然，博士的頭腦並不簡單，他不至於只說『一隻手拿著寶劍，一隻手拿著經典』！如什麼主義之類。他是說，還應當拿著法律。」^③胡適畢竟是博士，他和兩千多年前的孟夫子一樣，嘴裡吃著豬肉，心裡還保持著不忍之心，又有了仁義道德的名目。「不但騙人，還騙了自己，真所謂心安理得，實惠無窮。

　　①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422—42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②《字林西報》1932年2月21日。
　　③《魯迅全集》第5卷，第47頁。

　　詩曰：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
　　人權王道兩翻新，為感君恩奏聖明，
　　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先生熟讀聖賢書，君子由來道不孤，
　　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遠庖廚。
　　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
　　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①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這四首絕句，構成了一組絕妙的政治諷刺詩。胡適言論的反動本質，胡適及其學說的虛偽，胡適寡廉鮮恥的行徑，無一不在瞿秋白的筆下現出了原形。唯其是詩，便有詩的藝術力量，藝術魅力，至今讀來膾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絕。「可以說，嘻笑怒駡，皆成文章；揮筆自如，剔膚見骨，當得起諷刺藝術的佳作。」^①

　　①周紅興：《瞿秋白詩歌淺釋》，第171—172頁。

　　三十年代初期，是瞿秋白雜文寫作成就最大，數量最集中的時期，成為魯迅以外最傑出的雜文作家。瞿秋白從二十年代初開始撰寫雜文。他在俄國所寫的《俄鄉紀程》、《赤都心史》兩部散文集中，已有些文章帶著隨感錄的色彩。它們多半論從事出，寓哲理思辨於其中。除去兩書中這些雜文化的散文，還有《涴漫的獄中日記》、《豬八戒——東西文化與梁漱溟及吳稚暉》那樣的小說化的雜文。1923年1月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最低問題——狗彘食人的中國》一文，可以說是他所寫的「正宗」雜文的開篇。隨後，他又以巨緣筆名發表雜文十二篇於1923年《前鋒》「寸鐵」欄。這十二篇雜文，涉及面廣，諸如《二十世紀的絕妙好辭》、《康有為與許斯，梁啟超與芳澤》，《中國的花車與美國的公使》，《小小一個罪惡》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筆力，各逞變化之妙，冷嘲熱諷，淋漓盡致。從這時到1926年，他大約寫了四十餘篇政論性雜文，發表于《嚮導》、《熱血日報》上。1927年到1930年，瞿秋白從事党的領導工作，事務纏身，雜文寫作中斷。從1931年起，被迫離開党的領導崗位，才重新拿起筆，寫起雜文。同前期一樣，後期雜文仍是政治性的。無論社會批評或文藝雜感，都反映他作為共產黨人和政治活動家的敏感。他把雜文作為一種掃射舊世界的火力，一種向敵人進行戰鬥的武器，因而筆力豪騁，運思敏捷，旗幟鮮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諱，言必盡意。在體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為政論性雜文，或為短評式雜文，或為抒情詩似的雜文，或為敘事記述的雜文；隨感、隨筆、書評、寓言、經傳、戲曲、平話、詩話、打油詩，在瞿秋白的筆下，都運用自如，揮灑成趣，融入了他的雜文創作中。瞿秋白大量的雜文，是匕首和投槍；也有不少的雜文，是鼓舞群眾前進的戰鼓和號角。如《一種雲》、《暴風雨之前》、《〈鐵流〉在巴黎》，就是這樣歌頌性雜文。這在當時一般雜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題。瞿秋白的雜文多深入淺出，明白曉暢，熱情奔放，較少含蓄，富於鼓動性和號召力；好作理論分析而較少解剖具體事實，帶有他過去大量寫過的政治論文的格調。但是，也應指出：並不是他所有的雜文都明白曉暢，較少含蓄。他也有隱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話》、《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對於雜文家的瞿秋白的成就，雜文研究者指出：由魯迅在五四時期開創的雜文，三十年代達到一個高峰；峰頂是魯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論者進一步指出：就雜文而論，魯迅和瞿秋白無疑是雙峰插雲的一代文宗。這兩種相近的評價，反映了瞿秋白雜文創作在中國現代雜文史上的地位。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