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三重返文學園地(5)

十三重返文學園地(5)

　　當左聯的革命作家批評胡秋原的時候，曾經是左聯成員的蘇汶按捺不住，出來為「自由人」辯護。他在《現代》上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①一文，自稱「第三種人」，貌似不偏不倚，實則站在胡秋原一邊，對左聯的理論和活動謾駡嘲諷。他說，「第三種人」作家之所以擱筆不寫，是由於左翼批評家的「兇暴」，和左聯對他們進行政治「干涉」，甚至「霸佔」了文壇的緣故。蘇汶誣衊左翼文壇不要文學，把文學變成連環圖畫之類；並在文中對人民革命鬥爭進行歪曲和誹謗。當這些攻擊遭到批駁，他又寫《「第三種人」的出路》、《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繼續散佈謬論，與「自由人」一唱一和，攻擊左翼文藝運動。

　　①《現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

　　胡秋原、蘇汶的言論，對於為數不少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具有很大盅惑性。因此，魯迅、瞿秋白、馮雪峰、周揚、陳望道等許多作家，都撰文給予嚴正的批判。

　　1932年10月1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現代》上發表了《文藝的自由與文學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專門批駁胡秋原和蘇汶的謬論^①。文章開頭引用了列寧在《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一文中揭露資產階級文藝「自由」的名言：這種自由是虛假的，騙人的，它「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②。胡秋原說「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觀』」，儼然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謂『自由人』的立場不容許他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階級社會中，不可能有獨立於階級利害之外的「文藝自由」，「事實上，著作家和批評家，有意的無意的反映著某個階級的生活，因此，也就贊助著某一階級的鬥爭。有階級的社會裡，沒有真正的實在的自由。當無產階級公開的要求文藝的鬥爭工具的時候，誰要出來大叫『勿侵略文藝』，誰就無意之中做了偽善的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派的『留聲機』。」胡秋原的錯誤，「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學脫離無產階級而自由，脫離廣大的群眾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漢諾夫和安得列耶夫，藝術至上論派等等混纏在一起」，企圖為他反對藝術的階級性、文藝只是表現生活的觀點尋找理論根據。實際上，「他恰好把普列漢諾夫理論之中的優點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漢諾夫的孟塞維克主義發展到最大限度——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虛偽的旁觀主義」。^③

　　①《現代》第1卷第6期。文中的兩個小標題：一、「萬華繚亂」的胡秋原；二、「難乎其為作家」的蘇汶。
　　②《黨的組織和党的文學》。《列寧全集》第10卷，第28頁。瞿秋白原來的譯文與此稍有出入。
　　③《現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對於蘇汶，瞿秋白指出，蘇汶的反對「某種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確定的政治目的；他的「這種文章是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銳利的武器。」蘇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說來說去，無非是說：「理論和行動本來是不能並存的，文學和革命也是不能並存的，藝術和煽動也是不能並存的。」^①瞿秋白指出，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建立真正科學的文藝理論；無產階級在革命中，需要用文藝幫助革命，用文藝來做改造群眾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武器。即使是前進的戰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藝這個武器。「誰要勸告新興階級不要去拿這種武器，他自然客觀上是抱著『某種政治目的』的，——雖然他自己都覺得『並沒有絲毫政治臭味』。」^②階級社會中的文藝，反映著一定階級的利益和觀點。「文藝——廣泛的說起來——都是煽動和宣傳，有意的無意的都是宣傳。」^③瞿秋白反駁胡秋原關於文藝不是「政治的留聲機」、文藝階級性應予否定的論調，而說「文藝也永遠是，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④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駁方法，有點失之簡單。但他本意在於強調，階級社會中，階級性是作家和文藝作品的固有屬性。他仍然主張文藝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階級性，並不意味著政治是文藝的本原，文藝應從屬政治。瞿秋白強調了藝術的重要性，批評了那種毫無文藝價值的作品，他說：「文藝只是煽動之中的一種，而並不是一切煽動都是文藝」，「並不是個個煽動家都是文學家」。「真正能夠運用藝術的力量，那只是加強煽動的力量；同時，真正為著群眾服務的作家，他在煽動工作之中更加能夠鍛煉出自己的藝術的力量。」^⑤蘇汶關於煽動與藝術不能並存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①②③④⑤《現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蘇汶把文學比做「賣淫婦」，說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想佔有她」。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種人」的「作者之群」，於是他感歎不已：「在人人都不肯讓步的今日，誠哉，難乎其為作家」。對於這種謾駡式的比附，瞿秋白尖銳地指出：「事實上文學並不是賣淫婦，文學是附屬於某一個階級的，許多階級各有各的文學，根本用不著你搶我奪。只是這些文學之間發展著劇烈的鬥爭；新興的階級，從前沒有文學的，現在正在創造著自己的文學；而舊有的階級，從前就有文學的，現在是在包圍剿滅新興階級的文學。剿滅不了呢？用一點兒別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悶死它，或者餓死它……而新興階級的文藝運動卻並不在『霸佔』或者『把持』什麼，它只要指出一些文學的真面目——階級性。」^①至於作家，也必然具有階級性。瞿秋白說：「作者呢，本來就不是什麼『第三種人』。作者——文學家也不必當什麼陪嫁的丫環，跟著文學去出嫁給什麼階級。每一個文學家，不論他們有意的，無意的，不論他是在動筆，或者是沉默著，他始終是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的代表。在這天羅地網的階級社會裡，你逃不到什麼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麼『第三種人』。」^②

　　①《現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②《現代》第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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