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三重返文學園地(4)

十三重返文學園地(4)

　　【文藝論戰與批判及雜文創作】

　　左翼文化運動興起，引起國民黨反動派的極大恐懼。在反革命的文化「圍剿」中，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直接指使下，公開揭出反共、反蘇、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幟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是一個最猖狂、最反動的派別。這個派別的頭面人物有潘公展（上海市社會局長）、王平陵（《中央日報》副刊編輯、電影檢查委員）、朱應鵬（上海市政府委員）、范爭波（上海市黨部委員，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長兼軍法處長）、黃震遐（軍官）等，糾集一批党棍、政客、流氓、特務、文痞，出版刊物，發表文章和作品，集中攻擊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前鋒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發表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叫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將使中國文藝「陷於必然的傾圮」。宣揚「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企圖借用民族主義的招牌，抹殺階級社會中任何民族同時又都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根本事實，模糊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讓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冒充全民族的代表，要求勞動人民停止階級反抗，而屈從於統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

　　瞿秋白重返文學戰線，正是「民族主義文學」猖獗之時。因此，他所掃蕩的第一股敵人，便是「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們。1932年8、9月間，他先後發表了《屠夫文學》和《青年的九月》兩篇文章，給了「民族主義文學」以致命的一擊。

　　《屠夫文學》是針對民族主義作家黃震遐寫的小說《隴海線上》、萬國安寫的小說《國門之戰》等宣揚反蘇反共的戰爭的作品而發。瞿秋白舉《隴海線上》中的一段文字為例：「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裡執著馬槍，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菲洲沙漠裡與阿拉伯人鬥爭流血的生活。」瞿秋白在《屠夫文學》一文中指出：「這真是神來之筆！中國『中央』政府的軍隊駐紮在隴海線上，居然和法國殖民家的『客軍』駐紮在菲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調。這是不打自招的供狀。他們自己認為是『客軍』，而把民眾當做野蠻的阿拉伯人看待。這是的確的事實。他要殺的正是這些『阿拉伯人』。他們所以和馮玉祥閻錫山打仗的緣故，也在於爭這一口氣：『究竟是你們來殺，還是我們來殺。』因此，打勝了馮閻之後，這支民族主義的軍隊立刻就去打獵了，打什麼獵呢？——就是把戰場附近的小百姓當做野獸，而去打他們了。」「因此，中國紳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戰爭的小說，定做一種鼓吹殺人放火的文學。這叫做民族主義的文學。」^①

　　①《屠夫文學》。（後改名《狗樣的英雄》），《文學導報》第1卷第3期，1931年8月20日。

　　正當日本侵略者打進了中國東北，進一步蠶食華北，「民族主義的文學家」不僅不去反對外來侵略，反而堅持反革命的剿共戰爭，並且希望追隨帝國主義一起去進攻社會主義的蘇聯。瞿秋白在《青年的九月》中辛辣地寫道：「中國的肥頭胖腦的紳士，大肚皮的豪商，沐猴而冠的穿著西洋大禮服，戴著西洋白手套的資本家，本來是帝國主義的走狗。」^①他們「為著保存自己的狗命，為著保持榨取汗血的地主制度資本剝削，為著保衛帝國主義的寶座，現在拚命的在打中國勞動民眾的紅軍，在打中國的工農兵會議（蘇維埃）。民族主義的文藝家對於這種『神聖戰爭』，又不知道要怎樣的歌頌。」^②「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們被魯迅斥之為「寵犬」「流屍」，在瞿秋白的筆下，也成了殺人的「屠夫」，「狗樣的英雄」，嗜血的「野獸」。這些，就是「民族主義文學」的本質，真相。從1931年夏秋到1932年夏初，瞿秋白陸續寫成《學閥萬歲》、《菲洲鬼話》、《民族的靈魂》、《流氓尼德》、《狗道主義》等多篇雜文，徹底揭露「民族主義文學」的賣國求榮、奴役人民的反動面目。「奴耕婢織各稱其職，為國殺賊職在軍人。換句話說，叫醒民族的靈魂是為著鞏固奴婢制度。」「現在抵抗不抵抗日本閻王的問題，不過是一個『把中國小百姓送給日本做奴婢，還是留著他們做自己的奴婢』的問題。其實，中國小百姓做『自己人』的奴婢，也還是英美法德日等等的奴婢的奴婢，因為這一流的『自己人』原本是那麼奴隸性的。他們的靈魂和精神就在於要想保持他們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③

　　①《青年的九月》。《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魯迅、茅盾和左聯的其他革命作家對「民族主義文學」的揭露和批判，使這個反革命文學派別一出籠便處於被聲討的地位。它雖有反動政府的權勢和金錢的支撐，仍然成不了氣候，終於敗下陣去。

　　國際和國內彌漫著反蘇反共的煙瘴，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日益尖銳衝突的時刻，一些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立場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開申明要做超然於階級鬥爭之外，實則是反對無產階級的「自由人」和「第三種人」。他們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蘇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阿狗文藝論》^①一文。他自稱遵循普列漢諾夫唯物史觀，以「自由人」面目出現，一面批評「民族主義文學」，一面對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發起了攻擊。胡秋原說無產階級把文學藝術當作政治鬥爭的一翼，是將藝術墮落成一種政治的留聲機，是藝術的叛徒，誣衊左翼作家提倡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論，來強姦文學，是對於藝術尊嚴不可饒恕的褻瀆。其後，他又連續發表了《勿侵略文藝》、《錢杏邨理論之清算》二文，誹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因此受到左聯的批評。1932年5月23日，瞿秋白在《文藝新聞》上發表《「自由人」的文化運動》^②，揭露「自由人」企圖以自由的智識階級的名義和無產階級爭奪文化運動的領導權。文章批評了胡秋原標榜「藝術至上」的錯誤，指出：胡秋原所謂「勿侵略文藝」，反對文藝成為階級鬥爭的武器，「是幫助統治階級……來實行攻擊無產階級的階級文藝」；「文藝自由」論所真正反對的，是文藝為大眾服務。瞿秋白嚴正地指出，真理並不是要什麼「自由人」來領導文化運動，而必須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使當前的文化運動為大眾的解放而鬥爭。6月，洛陽（馮雪峰）發表《致文藝新聞的信》、《「阿狗文藝」論者的醜臉譜》；7月，瞿秋白發表《紅蘿蔔》等文，繼續批評「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觀的幌子下，販賣反對唯物史觀的贗品。他形象地把他們比做紅蘿蔔：「外面的皮是紅的，裡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紅，正是為著肉的白而紅的。」他們「自己認為是群眾之上的一個『階級』，把群眾的文化鬥爭一筆勾消，說這和封建餘孽資產階級的文化現象同樣也是些烏煙瘴氣，說只有他們自己才能夠開闢光明的道路；——那麼，他們究竟是群眾的朋友，或是群眾的老師，還是群眾的敵人？究竟是不是紅蘿蔔？！」^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著列漢諾夫的話，為他的謬論張目。馮雪峰指出，普列漢諾夫的藝術理論中本來已經有許多不甚正確的成分，而胡秋原，卻是普列漢諾夫言論的「最壞的歪曲者，是惡劣的引用者」。他對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到處都是」「斷章取義的引用，切斷上下文的抄襲」。^④

　　①《文化評論》創刊號，1931年12月25日。
　　②《文藝新聞》第56期，1932年5月23日，發表時未署名。
　　③《紅蘿蔔》。《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④《致文藝新聞的信》。《文藝新聞》第58期，193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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