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三重返文學園地

十三重返文學園地(1)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

　　瞿秋白被迫離開政治領導崗位以後，憑著他對人民大眾的忠誠，不顧屈辱和病痛，自覺的主動的為中國革命事業繼續工作。他對文學的特殊愛好、深厚造詣和傑出才能，就使他立即拿起文學這個武器，向他長久以來夢寐以求的文學園地，奮力耕耘了。

　　1931年2月7日，離四中全會閉會剛一個月，瞿秋白寫信給莫斯科的好友郭質生。信中說：「現在我病得更厲害了，因此已經開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兩三個月的功夫。」這似乎是雙關的意思，「病」是真的，而「休息」同時意味著離開了領導崗位。他隨信寄給郭質生一本《國語羅馬字模範讀本》，並帶著歉意地說：「我本想多寄幾本，因為沒有錢，所以不能夠。」他在信中談了對於漢字拉丁化的意見，請求郭質生「寄我一切好的關於拉丁化問題的小冊，著作，雜誌，以及言語學的一般書籍」，「以及舊的文學，小說，以及雜誌」。過了一個多月，3月12日，瞿秋白再次寫信給郭質生，告訴他說：「我們這裡的生活非常寂寞。儘管中國有過自己『文藝復興』，但幾乎還沒有自己的作家和美術家。到處都是市儈習氣，盛行的只有馬路文學或用上海話來說，四馬路文學。」因此，請求經常寄一些俄文的書籍來。尤其馬上希望寄來克魯普斯卡婭的回憶錄，A·托爾斯泰的《西姊妹》、《一九一八》和新的期刊。

　　瞿秋白已經在為他重返文學園地的耕耘，積極地準備條件了。

　　1931年到1933年，短短三年裡，瞿秋白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藝運動和文化運動，寫下了大量的文藝理論，雜文，創作了新形式的詩歌和曲藝，直接的、系統的翻譯了大量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俄作家的作品，提出並且深入探討了有關發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反擊了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潮，具體的、科學的進行了文藝批評，給予了革命文學以實際的指導。這些理論和實踐的活動，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了開創性的卓越的貢獻，使他成為被公認的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之一。

　　三十年代初期，中國革命文學運動仍然處於幼稚的階段，急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指導，和借鑒蘇俄作家與作品。因此，翻譯介紹這類著作和作品，在瞿秋白看來，是中國革命文學運動的起點。

　　1932年，瞿秋白編譯了《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一書，譯文有恩格斯論巴爾紮克和易蔔生的兩封信，普列漢諾夫的《論易卜生的成功》、《別林斯基的百年紀念》、《法國的戲劇文學和法國的繪畫》、《唯物史觀的藝術論》，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錢」》。瞿秋白同時寫有評介文章六篇：《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恩格斯和文學上的機械論》、《文藝理論家的普列漢諾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藝批評》、《關於左拉》、《社會主義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納斯》等。瞿秋白在《後記》中指出：這一本論文集，是根據蘇聯共產主義學院的《文學遺產》第一、二兩期上的資料編譯的。他說：恩格斯論巴爾劄克和易蔔生的兩封信都是最近發見的，這裡包含著很寶貴的指示，可以看見恩格斯以及一般馬克思主義對於文藝現象的觀察方法，並且說明文藝理論不但要「解釋和估量文藝現象」，而且要指示「文藝運動和鬥爭的方法」。文藝理論不但要說明「文藝是什麼」，而且要說明「文藝應當怎麼樣」。這些評論文章關涉到中國文學界的現狀，因而武裝了左翼文藝陣營，對中國革命文學運動起了指導作用。

　　瞿秋白還翻譯了列寧所寫的《列甫·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托爾斯泰和他的時代》，寫了《馬克思文藝論底斷篇後記》、《斯大林和文學》、《論弗理契》、《蘇聯文學的新階段》等介紹性的文章。有的放矢地、卓有成效地宣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學說中關於階級文藝的理論，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現實主義的精闢論述。

　　在介紹和評述現實主義時，瞿秋白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堅持改造世界、造就新人的革命目標，提倡革命的現實主義，而反對庸俗的現實主義。革命的現實主義，要求真實性和革命傾向性的結合，既要有理想和熱情，有傾向和目標，又要反對脫離現實生活的空想和造作。瞿秋白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反對表面的空洞的傾向性，反對那種曲解事實而強姦邏輯的「私心」。這種虛浮的「有傾向性的」，「有私心的」作品，他們說它是「主觀主義唯心論的文學」。他們所贊成的是「客觀的現實主義的文學」。瞿秋白指出，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最基本的原則和最重要的特徵，是真實地描寫現實生活。一些革命作家出於良好的願望，力圖表現自己的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感情，但往往以概念化的說教，簡單化的編造，代替文學創作。瞿秋白指出，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和拉薩爾辯論過文藝上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問題，他們不贊成席勒化的主觀主義唯心論的文學。因為席勒晚年的作品中的「英雄」，只不過是主觀的抽象的「思想」的號筒。席勒只是希望開明的君主來做從上而下的解決社會問題的力量，他看不見廣大的群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注意階級鬥爭，因此只在主觀道德的「倫理」方面找尋出路，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和惡，勇敢和懦弱，公德和自私等等，來支配他作品裡的英雄。瞿秋白指出，馬克思、恩格斯要求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要能夠髮露真正的社會動力和歷史的階級的衝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觀的淋漓盡致的演說。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喜歡莎士比亞、巴爾紮克。他們所說的「客觀的現實主義」，就是象巴爾紮克那樣違背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成見而表現出來的現實主義。巴爾紮克在政治上是落後的反動的保皇主義者，但他敢於正視本階級的沒落，揭示了貴族階級必然滅亡的命運。他的《人間喜劇》，（瞿秋白譯作《人間滑稽戲》）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瞿秋白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對巴爾紮克、狄更斯、薩克雷等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的評述，然後指出現實主義作品有著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描寫，顯示了巨大的認識能力。其「真實描寫」的特徵和對於社會歷史的認識價值，是無論哪個時代的現實主義作品都應當具備的。瞿秋白說：「無產階級作家應當採取巴爾紮克等等資產階級的偉大的現實主義藝術家的創作方法的精神」。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