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二聖潔的友誼(4)

十二聖潔的友誼(4)

　　《蘇維埃的文化革命》不僅限於白區文化工作，同時涉及蘇區文化工作。指出，在中國的文化生活裡，也已經顯然的樹立了新的革命營壘，就是蘇維埃區域幾千萬群眾所開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團體首先要系統的有計劃的進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蘇區內的一切文化事業，尤其是關係到幾千萬群眾的教育事業，兒童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在白區也要開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運動，去贊助蘇區的教育文化事業。此外，要發展普洛新聞，建立工農兵通信運動，要在大眾之中發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學、話劇、美術、音樂等運動，進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大眾化的運動，必須把普洛的文藝運動和社會科學運動與大眾的鬥爭以及日常生活聯繫起來。要面對反動的大眾文化，去創造革命的大眾文化，去出版馬克思主義的通俗的科學叢書。

　　《蘇維埃的文化革命》最後附列有文化委員會下屬的社聯、左聯、教聯、中國新聞學研究會和劇聯等五大聯盟的工作計劃綱要。其中關於左聯的工作，文件中規定：一、政治參加。二、創作批評（理論的鬥爭）。三、大眾文藝，新作家的培養。四、文藝理論的宣傳（翻譯）。五、文研的指導（文新^①）。（1．創作和文藝理論的鬥爭——新作家；2．大眾文藝——新作家；3．文藝理論的宣傳；4．文研的指導。）這個文件儘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確的，對當時白區（也涉及蘇區）的文化工作任務提出了明確的十分寶貴的意見。這個文件約略寫於1931年10—11月間，恰好在前述左聯執委會通過《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之前，決議貫徹了文化委員會這一指示的精神。這個文件有力的證明了瞿秋白一度參與了對當時整個左翼文化運動的領導。

　　①文新，指《文藝新聞》報，袁殊主編，自1931年3月16日創刊，至1932年6月20日停刊。瞿秋白、馮雪峰後來確實在該刊登過一些關於「文研指導」一類的文章，如瞿作《貓樣的溫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國新聞學研究會，成文於1931年10月，由此可以推定文件寫作時間，至少在該會成立以後。

　　1932年春夏之交，瞿秋白與夏衍初次相見，後來兩人多次會面並商談左聯的工作。夏衍後來回憶說：「瞿秋白同志對於『左聯』糾正錯誤，改進工作，擴大統一戰線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①「由於秋白同志對實際政局的觀察以及他和魯迅的親密關係，……來領導我們，比魯迅暗示的意見更直接明確，更容易為我們所理解和接受。」^②過去，左聯不允許盟員在國民黨報刊上發表文章，而自己沒有報紙，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參加領導左聯以後，開始逐步地、有計劃地佔領這些宣傳陣地，例如石淩鶴當了《申報》的《電影副刊》編輯，王塵無當了《晨報》的《每日電影》實際編輯。左翼作家在《東方雜誌》、《申報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發表了文章，特別是發表了許多反對國民黨「先安內後攘外」政策的雜文、隨筆、漫畫等等。夏衍說：「這件事，我認為秋白同志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③

　　①②③夏衍：《「左聯」成立前後》。《左聯回憶錄》（上），第53頁。

　　這一時期，瞿秋白和左聯中的共產黨員夏衍、陽翰笙、錢杏邨（阿英）等，都有過多次接觸。上海一二八事變前後，他對於左聯中共產黨員作家的關門主義錯誤以及他們對於中間派文藝工作者的不適當的態度，進行了批評。他對他們說，在目前情況下，在廣大群眾要求抗日的時候，我們必須把作家、藝術家組織起來，利用群眾要求抗日的愛國心理來進行我們的文化工作。上海明星電影公司邀請夏衍、鄭伯奇、錢杏邨擔任編劇，有些人不贊成。夏衍、鄭伯奇向瞿秋白請示，他思考片刻，說：「要考慮一下，電影界的惡勢力太大，你們這些書生鬥不過他們。」「我們還沒有力量和可能辦自己的電影公司，而電影又是影響最大的宣傳工具，你們可以試試。認識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養幾個幹部。不要急於求成，困難是很多的。」^①最後他意味深長地說：「但是，你們要當心。」^②就是說，要他們面對電影圈中的腐化墮落勢力，務必提高警惕，謹慎地奪取電影陣地。這樣，夏衍、鄭伯奇、錢杏邨，後來還有沈西苓、石淩鶴、司徒慧敏、王塵無，加上田漢、陽翰笙等，都參加了電影工作。這是他們從左翼的小圈子滲入完全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電影事業的起點。從1932年到1937年，實際上控制了明星、聯華、藝華等幾個最大的電影公司的編劇方面的領導權。夏衍說：「這件事，在秋白同志領導文藝工作之前，我們是不可能做得到的。」^③

　　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藝報》1955年第12期。觀《「左聯」成立前後》，《左聯回憶錄》上，第54頁。
　　②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藝報》1955年第12期。
　　③夏衍：《左聯雜憶》。《人民日報》1980年3月1日。

　　上海唱片業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為法國人所辦，業務負責人任光與田漢很熟。田漢要夏衍向瞿秋白請示，可否爭取任光，以便把進步電影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錄製唱片廣泛發行。瞿秋白完全贊成田漢的意見，高興地說：「這是一個好機會。」正是通過任光，才把聶耳、田漢、冼星海、孫師毅等人作曲作詞的進步歌曲錄製成了百代公司的唱片，使《漁光曲》、《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等歌曲唱遍了全中國，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成了最有效的、最能鼓舞群眾抗日情緒的宣傳工具。

　　瞿秋白對左聯的指導，到1933年秋冬為止，大約近三年的時間。後來，他離開上海，人們普遍感到惋惜。茅盾曾這樣設想過：假如1933年底，當時王明路線的中央不把瞿秋白調到中央蘇區去當什麼文化教育委員，而繼續留在上海，那麼，左聯後期的不團結就不至於發展到那麼嚴重，兩個口號的爭論也不至於發生。

　　左翼文壇兩領導，
　　瞿霜魯迅各千秋。^①

　　①茅盾1980年11月中贈丁景唐詩。

　　回顧左聯的輝煌戰績，誰都不會忘記魯迅和瞿秋白的作用。如果把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藝家隊伍，比作一支向反動派衝鋒陷陣的大軍，那麼，這支大軍的統帥就是魯迅，而瞿秋白當之無愧，是這支大軍的最傑出的政治委員。這，也許不過份吧！

　　當然，誰也不會忘記，先後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乃超、馮雪峰、周揚、夏衍、丁玲等人，對於左翼文藝運動所起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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