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一第二次赴蘇前後(12)

十一第二次赴蘇前後(12)

　　在莫斯科的兩年時間裡，瞿秋白時刻關心國內的工作，他的心是向著祖國的。他校閱過列寧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譯本《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國家與革命》等書，翻譯過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國蘇維埃的憲法、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他的這些研究和著譯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國內的革命工作和未來的建設工作有關。因此，解除了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國來了。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使「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統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線。7月2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針對立三路線，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即共產國際七月決議）。瞿秋白、周恩來（4月間到蘇，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並參加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參加了決議案的討論。8月12日、13日，秘密前往武漢觀察形勢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兩次向莫斯科報告：武漢駐紮著大量國民黨軍隊，革命力量不過三百多人。共產國際當即決定派瞿秋白、周恩來回國召開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

　　周恩來、瞿秋白先後取道歐洲回國。路經德國柏林時，8月1日，瞿秋白和周恩來一起參加了柏林失業工人示威大會。

　　會後，周恩來先行返國。8月26日，瞿秋白返抵上海。

　　【從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

　　中共六大以後，名義上的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政治局常委李立三。由於貫徹了六大決議，中國革命形勢從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有了上升的趨勢。中國工農紅軍力量增強，革命根據地日益擴大，瞿秋白這時著文歡呼「毛澤東紅軍萬歲！」^①。在這種好的形勢下，李立三便驕傲起來，忘乎所以，企圖改變六大的正確方針，要實現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李立三對於中國革命的前景，有一個十分樂觀、十分狂熱，但又十分虛幻的估計：預計在武漢、南京暴動勝利後，蔣介石將遷都北京，而蘇維埃中央政府將在武漢成立，形成武漢與北京兩個政權的對峙局面。與此同時，在北方進行冀魯豫暴動，推翻北京政府；在東北舉行哈爾濱、大連起義，在南方進行廣州、香港暴動，引起帝國主義與蘇聯的戰爭，實現世界革命。當李立三的六月決議送到莫斯科時，瞿秋白說：李立三簡直是發瘋了！

　　①瞿秋白：《中國的蘇維埃革命》（1930年1月）。《共產國際》月刊，第1卷第1期。

　　共產國際對立三路線是反對的，特別是反對「左」傾冒險主義。在關於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問題，關於敵我力量對比的估計，關於取消黨、團、工會組織，成立總行動委員會組織等等方面，都批評了李立三。但是，就共產國際與立三路線之間的思想理論體系來說，兩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或者說是一脈相承的。共產國際關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三時期」的理論，關於城市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理論，關於反布哈林右傾的鬥爭，等等，推動和助長了立三路線的形成。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在中國革命性質、奪取國家政權的道路以及在革命形勢、黨的任務等重大問題上，同李立三之間並不存在根本的分歧。七月決議明確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在國際路線之下工作的，但是在策略上、組織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錯誤；明確提出中國革命的高漲已經成為不可爭辯的事實；強調右傾乃是主要的危險。

　　李立三的冒險主義，受到遠東局代表的批評。遠東局代表寫信給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中央的六月決議是路線錯誤。李立三則寫信給共產國際，要求撤換遠東局代表。8月，國際決議，否定了遠東局代表關於中共中央六月決議是路線錯誤的意見，明確指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有個別錯誤。八月決議和七月決議，內容一致，成為中共三中全會的指導文件。

　　8月1日、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竟說：國際不瞭解中國革命發展趨勢；忠實於共產國際、遵守紀律是一回事，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並說在佔領武漢之後，再用另一種方式和國際說話。隨後，李立三一再以中央政治局名義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寫信打電報，謊報中國革命的高潮和戰績，要求批准他的暴動計劃。這一系列公開對抗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的行為，對於有權指揮各國党的共產國際來說，是絕對不可容忍的錯誤。

　　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李立三發言承認了錯誤，瞿秋白作了政治總結，即《三中全會政治討論的結論》。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三中全會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和《中共三中全會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完全接受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指出前一時期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主要是「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任務，沒有能夠充分地和爭取群眾的任務密切聯繫起來。」決議認為立三路線「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是一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錯誤。三中全會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作，基本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

　　三中全會也有缺點，表現在對於立三路線的「左」傾的思想實質沒有加以清算和糾正；錯誤地強調反右傾；曾經反對立三路線並被立三路線中央打擊的何孟雄，仍然成為三中全會打擊的對象。但以三中全會的缺點與功績相比，三中全會的功績是主要的。

　　可是，兩個月過去，到了11月間，共產國際突然來信^①，在對立三路線錯誤的估計上發生了質的變化。來信說，立三路線錯誤不是策略上而是與共產國際路線對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並且指責明明是按照共產國際指示的口徑去糾正立三路線的三中全會，是「調和主義」錯誤。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共產國際十月來信，表示完全接受共產國際指示。

　　①即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沒有到此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之前，王明已先於中央從遠東局獲知共產國際來信內容，他急忙按照十月來信的調子修改他正在趕寫的《兩條路線》小冊子，蓄意在黨內製造混亂。小冊子說立三路線「是以左傾詞句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要堅決反對「對這一路線採取調和的態度」。在政治上強調反右傾，在組織上提出「改造」各級領導機關。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責「維它同志等在三中全會上，對於立三路線採取了調和、投降態度」，三中全會後，又在「實際上繼續著立三路線」。他狂妄地要求改變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他說：「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維它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因此，他提出在黨的七大召開以前，「由國際負責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的領導機關」，至少要「對政治局的成分應有相當的改變」。^①

　　王明及其後臺，早已把目光緊緊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領導位置。王明的小冊子成了他們奪權的綱領。

　　王明一夥帶頭，羅章龍、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擊三中全會和瞿秋白。羅章龍等認為瞿秋白、周恩來、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學習的」，必須「立即離開領導機關，照章予以組織上最嚴厲的制裁。」^②何孟雄等主張對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嚴厲的紀律制裁」，分配他們去做艱苦的下層工作。^③

　　①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1930年秋冬）。
　　②《全總黨團決議案》（1931年1月1日）。
　　③《蘇准會辦事處工作人員會議決議案》（1931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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