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一第二次赴蘇前後(11)

十一第二次赴蘇前後(11)

　　1929年夏天，中山大學舉行學年總結大會，多數學生反對支部局，瞿秋白公開發表講演支持多數學生，反對無原則的鬥爭，對支部局的領導也頗有批評。會議進行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團成員對中山大學事件採取一致的態度，但後來張國燾卻順風轉舵，倒向米夫一邊去了。

　　聯共發動反對布哈林「右傾」的清黨運動以後，中山大學掀起了更大的風浪。布哈林「右傾」的主要罪狀是反對全盤集體化，反對消滅富農。瞿秋白在富農問題上，原來和布哈林一致，即強調富農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緊反對富農。他主持起草制訂的六大決議中，也有同樣的提法。1929年6月間，東方部討論中國富農問題時，米夫認為中國也應同蘇聯一樣，推行反對和消滅富農的政策，瞿秋白反對，兩人反復辯難，相持不下。在張國燾的調和下，瞿秋白勉強地違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產國際執委致中共中央關於農民問題的信》（1929年6月7日）。富農問題的爭辯，影響很大，瞿秋白被視為以右傾路線與共產國際的正確主張相抗衡。中山大學的米夫派更加活躍起來，企圖把右傾和「左」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頭上。

　　他們先是召集了為期十天的黨員大會，與反對他們的黨員攤牌，並提議請中共代表團出席會議，置他們於被公開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絕出席會議。隨後，他們又在清黨的一般討論階段，召開大會，發起對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的攻擊。

　　事先，他們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團的「幕後活動的材料」，把自從中共六大以來中共代表團及其成員的各種講話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審查，找出可以攻擊之點。大會開始後，他們在發言中集中攻擊瞿秋白等犯了機會主義錯誤。米夫派以及參加會議的聯共和共產國際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這種攻擊，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與此同時，清黨已發展到行動階段，據陸定一回憶說：「凡是『反對支部局』的，除了少數幾個工人以外，都分別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團籍，開除學籍，送到西伯利亞作苦工等處分。」^①喧囂，起哄，謾駡，處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無法使真理正義在身的共產主義戰士發生絲毫的動搖。但是，在這種烏煙瘴氣，是非顛倒的惡劣環境裡，卻可以使一些好人憤懣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殺了，而有些不自殺的人則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蹤了。

　　中山大學學生瞿景白，在這次大會以後，一氣之下，把他的聯共黨員黨證，退給聯共區黨委。就在這一天，他「失蹤」了。是自殺，還是被捕？當時誰也說不清，也不敢說清楚。

　　①陸定一：《關於唐義貞烈士的回憶》。《江漢論壇》1982年第6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於1906年。他在哥哥教誨和帶領下，成長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成績優秀。1924年開始就讀于上海大學，並在那裡入黨。曾在《新青年》季刊發表詩作，並擔任上海大學演說練習會的文書。

　　五卅運動中表現出色，一度被捕入獄。在法庭受審時，他「臉不變色，作了義正辭嚴的答辯」^①。他先後在上海、漢口作過黨、團的工作。隨瞿秋白來莫斯科後，曾參加中共六大的秘書工作。後在中山大學一邊學習，一邊同瞿秋白合編了《中國職工運動材料彙編》。景白「失蹤」，對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當深的。

　　①姚天羽：《培養革命幹部的洪爐——上海大學》。《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

　　在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的楊之華，也因為反對米夫派，受到了嚴重處分。

　　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這時一致肯定中山大學支部局的政治路線，譴責反對派；批評中共代表團，認為瞿秋白應負中山大學反黨小組織事件的主要責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鄧中夏、余飛和張國燾到他的辦公室，板起面孔，宣讀了《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因中大派別鬥爭關於中共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指責中共代表團的多數（瞿、鄧、余）領導了派別的活動，未與託派進行充分的鬥爭。由於張國燾在這次鬥爭中採取了兩面派的手段，最後倒向米夫派，所以決議說他不是在當初，而是在後來才對中山大學的派別鬥爭，表示與其他代表立異。決議宣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並請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並與共產國際商定新的成分。這樣，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

　　這一場鬥爭，究竟如何看呢？當時中共代表團成員陸定一有明確的回答：

　　王明集團實際上是米夫組織起來，要奪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對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揚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使中國革命遭到失敗，所以所有老的領導人都是機會主義者，非推翻不可。張國燾當時可恥地向王明集團投降，所以中國代表團裡就發生以瞿秋白同志為首的同志們同張國燾和王明集團的鬥爭。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團在黨內的主要打擊對象，我成了他們在青年團內的主要打擊對象。現在看來，我們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團的鬥爭是正確的，實質上是反對「老子黨」和大國主義的鬥爭。^①

　　①陸定一為《憶秋白》所寫的前言（1980年5月3日）。

　　瞿秋白後來在回顧這一段不愉快的經歷時，寫道：

　　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鬥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鬥爭，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所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作為「打倒」對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這使得那裡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消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①

　　①《多餘的話》轉引自《瞿秋白年譜》第151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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