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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轉折關頭(9)


  對於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自八七會議以來的工作,究竟如何評價,李維漢有公正的論述,照錄如下:

  八七會議產生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受命於危難之際。

  ……開闢了中國土地革命戰爭的新時期……在整個臨時中央政治局時期,許多地方的農民暴動,經過「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到創造和擴大工農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和工農蘇維埃政權,成為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起點。凡此種種,都是應該肯定的。

  但是,秋白等人也實行了由八七會議開始的一些

  「左」的錯誤,並逐漸發展到十一月擴大會議,而形成為政治上的盲動主義和組織上的懲辦主義的嚴重錯誤。

  ……應當看到,以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不同于因勝利而驕傲起來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更不同于篡黨奪權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因為我們是在執行八七會議總方針過程中所犯的錯誤。

  在這次錯誤中,瞿秋白究竟應負什麼責任,李維漢也有公允的意見:

  我們也應該承認,象一切傑出歷史人物都有他的缺點一樣,秋白同志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他犯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但是,……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是他一個人負主要責任,主要責任更在國際代表。況且,當時黨還不成熟,秋白還年輕,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間只有二十八歲,犯錯誤的時間也只有短短的幾個月,而且很快就改正了。他犯錯誤主要是認識問題。我認為秋白是一個正派人,他沒有野心,能平等待人,願聽取不同意見,能團結同志,不搞宗派主義,事實上,臨時中央政治局是一個五湖四海的班子。他的弱點是在接觸實際上有點教條主義。臨時中央政治局順從國際代表,他有一定責任。

  ①②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

  至於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等人,李維漢指出:

  他們不僅是盲動主義和懲辦主義的創造者,而且是強迫推行者。因為,我們相信和尊重共產國際,同時也相信和尊重它的代表。據我的記憶,我們當時對國際代表,確實是言聽計從的。

  ①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

  【《布爾塞維克》】

  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到上海,黨刊《嚮導》已停刊多時。1927年10月間,中央常委決定在上海出版中央機關刊物。22日通過決議,定名為《布爾塞維克》,組成以瞿秋白為主任的編輯委員會,編委還有羅亦農、鄧中夏、王若飛、鄭超麟。編輯部設在上海愚園路京生裡四一八號。這時瞿秋白住在福煦路民厚南裡附近,他每週到編輯部來,代表中央常委主持編委會議。

  作為中央機關的綜合性刊物,《布爾塞維克》的內容較為廣泛,包括了國內政治、國際狀況、職工運動、農民暴動、中國革命問題、列寧主義理論問題、地方通訊等,又辟有寸鐵、讀者之聲、哀悼革命烈士等專欄。10月24日,《布爾塞維克》創刊號出版,先是週刊,後改半月刊、十日刊、月刊。1928年2月末,第十九期出版後,由於中央調整路線、方針,暫時休刊。4月底,瞿秋白離開上海赴莫斯科,他對刊物的領導即告結束。作為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瞿秋白先後為刊物寫社論、專論、評論等五十餘篇。在擔任主編期間,刊物的各期社論,除一期外,都出自他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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