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轉折關頭(10)

十轉折關頭(10)

　　《布爾塞維克》創刊伊始，便旗幟鮮明，集中全力揭露和打擊國民黨新軍閥的反動統治。蔣介石、汪精衛叛變後，仍然打著三民主義的旗號欺騙人民群眾。因此，戳穿國民黨新軍閥的偽三民主義的反革命本質，對於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瞿秋白在創刊號的《布爾塞維克發刊露布》中指出，國民黨已經完全「背棄他們自己的三民主義」，「把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完全拋棄」，「將改組後的國民黨送終了。」現在「民眾所看見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從前的革命的國民黨，而是屠殺工農民眾，壓迫革命思想，維持地主資本家剝削，濫發鈔券紊亂金融，延長亂禍荼毒民生，屈服甚至於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①。隨後，瞿秋白又發表《反革命的國民黨政綱和混戰》、《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幟》、《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馬克思主義還是民生主義？》、《民權主義與蘇維埃制度》、《世界革命中的民族主義》等文章，有力地批判了蔣介石的偽三民主義。

　　①《布爾塞維克》創刊號。

　　瞿秋白在文章中對三民主義進行了歷史的分析。他指出：「三民主義的歷史性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員未加入國民黨以前，還是代表革命傾向的口號。三民主義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之後，曾經一時期比較多帶著些確定的革命內容，如打倒帝國主義、工農政策等等。三民主義在國民黨清黨反共之後，便自然要變成反革命的工具。」^①「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純粹國民黨三民主義，反共的三民主義，已經從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口號，變成反工農的反革命理論；所謂三民主義的建設，除屠殺政策以外，絲毫也沒有。」^②

　　蔣介石「清黨」反共後的國民黨，排除了革命力量，以工農大眾為屠殺對象，國民黨已經「變成反革命黨，變成帝國主義軍閥豪紳資產階級走狗的狗窩。」^③變成「反民族、反民權、反民生的三反主義的國民黨」^④。因此，國民黨現時的所謂三民主義，只不過「是反革命政策的金字招牌」^⑤。

　　①②③《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8期。
　　④《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布爾塞維克》創刊號。
　　⑤《三民主義倒還沒有什麼？》。《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8期。

　　瞿秋白對於偽三民主義的批判，劃清了馬克思主義與三民主義的界限，對於動員革命人民，拋棄偽三民主義，反對取消主義，重新集合於布爾塞維克主義旗幟之下，堅持中國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瞿秋白主持下，《布爾塞維克》積極地宣傳了黨的八七會議所確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先後發表了一批文章及時地報道各地武裝起義和建立工農紅軍、工農政權，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情況。創刊號發表毛達寫的《八一革命之意義與葉賀軍隊之失敗》一文，對南昌起義作出了正確的評價，讚頌了它的偉大歷史意義。文中說：南昌起義「是歷史上偉大的革命事件，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葉、賀軍隊「是暴動中產生出來的偉大力量，這是我們的革命軍」。第一卷二十五期刊載的謝覺哉所寫《湘南、湘東、贛西革命勢力之擴展》一文，讚頌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打擊土豪劣紳、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等活動，同時報道了朱德率領南昌起義一部分部隊上井岡山與毛澤東勝利會師的歷史事件。《布爾塞維克》連續出版三期特刊，總結了廣州起義的經驗教訓，歌頌了起義者的偉大犧牲精神。

　　瞿秋白先後寫了《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武裝暴動問題》、《只有工農兵政府能解放中國》、《兩個國內戰爭》等文章，明確指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和道路。鄭超麟在為《布爾塞維克》第十一期寫的題為《蘇維埃政權萬歲！》的社論，未經瞿秋白審閱便發表。文中說：「或者是蔣介石白崇禧的豪紳資產階級共和國，甚至於是張作霖的大龍帝國，或者是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除此以外，中國不能有另一種的國家形式」。這一論斷，對於解釋資本主義國家中發生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後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一般是對的。但是，說中國的蘇維埃政權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便錯了。為此，瞿秋白專門寫《中國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一文，糾正鄭超麟的錯誤觀點。他指出：中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並沒有完結，最主要的是因為他的現時客觀上的任務在要解決土地問題。革命中極廣大的群眾是這些農民貧民兵士，他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無產階級領導這些廣大的群眾，起來實行革命，是現時革命之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當前的任務，是肅清一切種種資本主義前期的封建式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革命的最直接的目標，是推翻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極廣大的工農兵士貧民的政權，就是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的政權——最廣泛的民權主義的政權，鎮壓一切種種帝國主義走狗軍閥買辦豪紳資產階級等反動派的獨裁政權。這就是工農民權獨裁制的意義。既然如此，我們便可以知道蘇維埃不一定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表演，他在中國可以是工農革命民權獨裁制的表演，而且必定是工農革命民權獨裁制的表演^①。瞿秋白強調指出，挽救中國的新道路，目前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革命，即以民眾的革命戰爭推翻新舊軍閥國民黨政權，建立工農貧民兵士代表會議的政府——蘇維埃的政府^②。

　　①《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14期。
　　②《國民黨死滅後中國革命的新道路》。《布爾塞維克》創刊號。

　　1927年11月2日，有一位署名志益的同志寫信給瞿秋白，就黨內民主和紀律等問題，提出了一些不正確的意見。為此，12月2日，瞿秋白寫信予以答覆，並把這兩封信同時在《布爾塞維克》上發表。瞿秋白在信中指出：布爾塞維克的黨，沒有鐵的紀律和集權的行動，是不能成功的。黨內同志對於決議及黨內生活，當然可以發表意見；但是他所認為是革命的主張，必須經過多數同志或上級黨部的採納，方能變成黨的主張，方能見之於黨的行動。黨內民主，對於建設一個好黨，具有重要意義。應該使一般黨員、工農分子，都參加政策的決定，瞭解政策的意義，並且能自己選擇自己的指導機關。但是黨內的民主，絕不是極端民主化，可以不要紀律，不要集中統一的領導。在嚴酷的地下鬥爭條件下，黨的秘密會議，是黨的鬥爭行動機關，不是小資產階級學生教授的雄辯會，可以容忍長篇闊論的空談。党的統一集中的領導，不是封建式的集權。因為，封建式的集權，必定是以領袖個人的意見威權來集權。這種現象，當然是黨內所不容許的。如果各個同志自己都要以個人意見自由行動，以領袖自居，那麼，這種所謂反對封建式集權，適足造成封建式的紛爭。中國革命鬥爭，需要造就大批工農的領袖人物。但是，這種領袖只有在嚴格的黨內紀律和黨的實際鬥爭中去造。誰能真正勇猛無畏刻苦的在布爾塞維克政策之上，率領起群眾奮鬥，誰便是新領袖。而這種行動只有在黨的行動中表現出來。」^①

　　①《布爾塞維克党之民主集權制——答志益》。《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8期。

　　此外，瞿秋白從1929年到1931年，先後在《布爾塞維克》上著文，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反動的、錯誤的思潮。如《論國民黨改組派》、《中國人權派的真面目》、《托洛茨基和國民黨》等文，嚴厲地揭露和批判了以汪精衛、陳公博、顧孟余為代表的改組派，以胡適等人為代表人權派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托陳取消派。

　　應該指出，《布爾塞維克》創刊不久，中國共產黨中央，就形成了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的錯誤，因此，瞿秋白在這裡所發表的不少文章，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左」的傾向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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