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轉折關頭(8)

十轉折關頭(8)

　　這時，葉賀軍隊失敗，許多起義人員輾轉來到上海。賀龍到後，中央在上海租了一幢兩層樓的公館，讓他一個人住在樓上，下面安排一對夫婦帶著小孩作二房東。李維漢代表中央與賀龍談話，賀龍表示湘西大有希望。瞿秋白聽了彙報後說：是否要他去幹一干呢？中央最後決定讓他回到湘西，結果，他回去就幹起來了。在南昌起義軍失敗後輾轉回到上海的，還有周恩來、李立三、葉挺、譚平山、張國燾、郭亮、夏曦以及黨外的朱劍凡等，中央都給以妥善安排。周恩來回到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工作。

　　1927年11月1日，中央常委開會，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參加，主要討論了中央緊急會議的準備工作問題。對於當前形勢，瞿秋白說，中國革命潮流仍是高漲的。李維漢說，目前中國革命，客觀條件可以綜合各地的暴動發展成一個總的暴動。但黨的力量不適應客觀條件的需要。他提出這次緊急會議對於組織問題要下一決心，堅決地改造黨，撤換一般知識分子的領導，提拔工農分子等。瞿秋白也說，黨的組織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一定要堅決地提拔工人分子。這些意見顯然是錯誤的，其中都有共產國際代表的影響。11月9日至10日，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召開了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時值兩湖農民暴動受挫，葉賀軍隊失敗之後。因此，會議主要任務是要指出中國革命前途和任務、策略，加強黨的組織，整頓政治紀律。會議強調批評右傾機會主義和黨內的悲觀情緒，提出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主張發動農民，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些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這次會議發展了八七會議以來的「左」傾情緒，提出了錯誤的理論和策略，形成了「左」傾盲動錯誤，並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與此同時，瞿秋白還在黨的刊物上發表了《中國革命是什麼樣的革命？》、《武裝暴動的問題》、《中國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新策略》等文章，宣傳了這些錯誤的理論和策略。歸結起來說，這些錯誤主要是：中國革命是「民權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無間斷的革命」^①，中國革命「不能不同時推翻資產階級」，「不能不超越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範圍」^②，中國革命的形勢是不斷高漲，由此得出在全國實行總暴動的策略，以及在組織上採取懲辦主義政策，等等。

　　①②瞿秋白：《中國革命是什麼樣的革命？》，《布爾塞維克》第5期。

　　在「左」傾錯誤方針的指導下，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的主要工作都是圍繞實現全國總暴動這個總的策略來進行的。十一月擴大會議後，中央領導人于當月制訂《中央工作計劃》，積極推行盲動政策。中央先後佈置了廣州、上海、武漢、天津、長沙等大城市舉行「總罷工」「總暴動」的計劃，佈置兩湖、江蘇、浙江等省的「工農總暴動」，並在某些地區提出過左的政策和口號（如11月15日，中央致兩湖省委信，提出「殺盡改組委員會委員，工賊，偵探，以及反動的工頭」，「殺盡土豪劣紳，大地主，燒地主的房子」。而湖南某些指導者，主張燒光縣城；江蘇省委則要求家家戶戶都要參加暴動，否則以反對革命紀律制裁）。先後發動了宜興、無錫的農民起義，以及上海起義、武漢起義、順直大暴動（實際上僅僅是玉田等縣的暴動）。由於缺乏群眾基礎，組織不善，匆忙發動，特別是由於敵我力量懸殊，這些暴動都失敗了。廣州起義雖然取得了勝利，佔領了廣州，建立了廣州蘇維埃政府，但是由於以城市為中心，共產國際代表紐曼力主起義後堅守廣州，反對把起義隊伍撤退到農村去，結果招致失敗。從總的方面看，廣州起義「應該肯定，它是開始土地革命戰爭新時期的三大起義之一，對中國革命具有重大的影響。當然，不能否認，在起義的指導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①

　　廣州起義的領導者張太雷，12月12日晨參加了廣州市的群眾大會後，乘車回到起義總部時，敵人已佔據總部，亂槍向他的汽車射擊。結果，張太雷身中三槍，最後一槍擊中心窩，胸膛炸裂而死。消息傳來，瞿秋白懷著極大的悲痛，寫下了《悼張太雷同志》一文，回顧了張太雷的革命生涯，痛切地指出：「如今他是死了！我們的黨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經犧牲不少負責同志：李大釗、陳延年、趙世炎、王荷波……，如今張太雷同志又做了白色恐怖之下的犧牲了。張太雷同志死在幾萬暴動的廣州工農兵群眾與反革命軍閥搏戰之中，死在領導工農兵暴動的時候。他死時，覺著對於中國工農民眾的努力和負責；他死時，還是希望自己的鮮血，將要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之淵泉！」^②同時，瞿秋白寫了痛悼廣州起義烈士的悼文《悼廣州死難的五千七百工農兵士》。^③

　　廣州起義的失敗，使瞿秋白等中央領導人有所覺悟，停止了兩湖年關總暴動。雖然，中央還沒有停止湘鄂贛三省暴動，又加上了河南暴動，但是在部署上不象以前首先要奪取長沙、武漢等大城市，而是採取分區創造割據，包圍中心城市。「對盲動主義的實行來說，這是一大退步，反之，在認識上卻是不小的進步。」^④應該指出，即使在犯「左」傾盲動錯誤的時候，瞿秋白也仍舊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並且提出了有益的見解。他在這前後提出要發展遊擊戰爭，建立革命根據地，發展工農紅軍等。正是這些正確的見解，使他能夠及時地發現和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

　　①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
　　②③《布爾塞維克》第1卷第12期。
　　④李維漢：《對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的回憶與研究》。

　　1928年2月2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召開了第九次擴大會議，通過了蘇聯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儘管它還存在著某些重大的錯誤（如說革命正走向新的高潮；繼續混淆大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區別；城市中心思想；缺乏自我批評，等等），但就糾正「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來說，這個決議案起了積極作用。3、4月間，共產國際決議到達中國，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開了會，一致表示擁護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作了自我批評。會後，於4月30日，發出《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關於共產國際執委會二月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的問題》，並在實踐中，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結束了「左」傾盲動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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