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十轉折關頭(2)

十轉折關頭(2)

　　夏鬥寅叛亂發生的第二天，5月14日，瞿秋白在《論中國革命中之三大問題》一文中，提出中國無產階級內部可能發生的機會主義危險，指出：中國有廣大的遊民無產階級群眾，有好幾百萬的小手工業者，中國無產階級與這些成分及破產農民有很長期的關係，不免有受無政府主義薰染的可能。同時指出，無產階級應該用全力鞏固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實在可以這樣肯定的說：「誰獲得小資產階級誰就勝利」。又具體指出：我們爭取小資產階級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員學徒干涉營業內部的事和禁止無故捕人等等無政府行動，並且應當提出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的實際政綱，例如——裁減苛稅雜捐，組織商品出賣所，組織廉價收買原料與生產消費品，小手工業者的協作社，組織雇用借貸機關……等等，工商業委員會應當很機警的探討小資產階級的要求，盡可能的滿足他們的願望。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並不須犧牲無產階級的利益作為交換的代價；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小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生活改善的要求，並未加以不可調和的障礙。瞿秋白的這些意見，無疑對農村革命中糾正「左」的偏向，也是適用的。但在當時黨內右傾錯誤逐漸佔據全黨的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糾「左」往往糾得「過正」，又右了起來，更加助長了黨內的右傾錯誤。

　　當時，黨內在階級關係和革命營壘的分析上，也存在著「左」右搖擺的問題。「左」的方面表現之一，是把蔣介石的叛變看作是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同大資產階級等同看待。其實，蔣介石已是豪紳買辦大資產階級的代表，雖然表面上他以民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進行欺騙。右的方面表現之一，是把實際上也是豪紳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的汪精衛看成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始而目為革命的左派，及至汪精衛叛變後又說小資產階級也完全叛變了革命。這些失誤，都反映党處於幼年時期的不成熟，當然也有共產國際的不正確的指導這個客觀因素，但主要還是因為自己的幼稚。

　　瞿秋白比較早地指出蔣介石新右派新軍閥是代表豪紳買辦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利益的。但是在階級分析上，直到馬日事變前，仍然存在上述的失誤和缺點。五大以後，夏鬥寅叛亂的第二天，他在《論中國革命中之三大問題》中指出：「在最近的時期，我們國內顯然分成三個營壘：第一個營壘——公開的反動的營壘；第二營壘——革命的營壘，建築在工農及小資產階級之上的；第三營壘——民族改良主義的營壘，這是中間的營壘，他是漸漸地要併入反革命的營壘公開的反革命的。對於第三營壘，無產階級不可把它看成鐵板一塊，而應進行具體分析，盡可能地加以爭取和分化。他說：我們應當盡力分裂新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營壘，這一任務有實現的可能，因為：一、這個營壘就階級觀點看來，並非由一個階級屬性的成分所構成的，如果李濟琛是依靠在廣東的地主階級上面，而白崇禧與上海買辦階級勾結，蔣介石則打算找民族工業資產階級做靠山；二、這個聯合中不僅有地主，資產階級流氓的成分，同時還有與我們接近的社會成分；例如一部分小資產階級，一部分被改良主義所麻醉的不覺悟的工人及一部分軍隊；我們應當用我們的聯合去抵抗這個聯合，我們應將這聯合中與我們接近的社會成分牽引出來走向我們的營壘，並使那些難與我們接近並走到我們方面來的軍隊守中立。分化資產階級營壘的思想和主張，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一沒有自己的軍隊，二沒有自己的政權，毫無實力做後盾，這種分化工作是無法奏效甚至無法進行了。

　　夏鬥寅叛變剛剛被擊潰，5月21日又發生馬日事變，駐長沙的第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長沙進行血腥的屠殺，摧殘革命運動。二十天內，長沙一帶被殺害的農民就有一萬多人。譚平山、陳公博、鮑羅廷赴湘查辦受阻，半途折回。武漢政府又派唐生智回湘處理事變。唐一面為許克祥辯解，一面攻擊農民運動，實際上起了鼓動反動勢力向共產黨和工農運動進攻的作用。5月29日後，江西省長朱培德下令將在江西和第三軍中的共產黨員「遣送出境」，停止全省工農運動。湘鄂贛三省的土豪劣紳向革命群眾瘋狂反撲。

　　形勢的逆轉，仍然無法使陳獨秀清醒，他依舊對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抱有極大的幻想，處處退讓妥協，企圖拉住國民黨。五大的決議早已拋到腦後去了。瞿秋白後來說：「實際上最高政策是在另一條路上進行，……一是國民政府顧問——他是共產黨在國民黨中央及政府裡的黨團之實際領導者；一是國際代表魯易；一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①，「三個領導之中，鮑羅廷是有一定的路線——退卻的路線，和緩土地革命；魯易亦是有一定的路線——務必同著小資產階級進攻；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實際上是沒有一定的路線，因為他已經不能指揮群眾，又因為他動搖于鮑魯之間；又因為他內部有許多模糊的不同的傾向，而不能一致，但是實際上是傾向更右于鮑羅廷的佔優勢。」^②魯易這個人，看起來似乎很有一套革命的理論，擺一副左的架勢，其實只知道背誦一些現成的教條，指手劃腳，空談誤事。瞿秋白說：魯易的「根本缺點，便是要進攻面不知道如何進攻的方法」^③。他想挾持汪精衛以改組武漢國民黨的軍隊，對汪抱極大幻想，以至於6月1日將共產國際的秘密訓令拿給汪看。這個訓令，便成了汪精衛進行反共的一個主要藉口。

　　①②③瞿秋白：《中國革命與共產黨》，1928年6月版，第100頁，102頁，107頁。

　　6月5日，汪精衛解除鮑羅廷的國民政府顧問職務。6月10日，汪精衛、顧孟余、孫科等與馮玉祥舉行鄭州會議，醞釀了武漢的「分共」和蔣汪的合流。19日，馮玉祥又與蔣介石、李宗仁等舉行徐州會議。決定馮蔣共同對奉系軍閥作戰，並由馮電促武漢政府反共，要求汪蔣合作。隨後，馮在他的軍隊中和他所管轄的地區開始遣送共產黨人離軍和出境。中共中央對馮玉祥的幻想，也破滅了。但是，為了討好汪精衛，鮑羅廷、陳獨秀仍然以壓制工農運動、屈從汪精衛為工作指導方針。6月28日，中共中央藉口避免給反動軍官以反共的藉口，決定解散武漢工人糾察隊。6月29日，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發佈了反共訓令，要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唐生智明令與共產黨分離。汪精衛集團的叛變已為既成事實，陳獨秀還要向汪精衛讓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陳獨秀在報告中堅持退讓方針，仍舊尋求方法與汪精衛集團合作下去。中央委員惲代英問陳：「現在中央很奇怪，我聽說秋白同志到處作報告是『進攻』『進攻』，現在中央又決定『退讓』『退讓』，中央內部是否有不一致？」^①瞿秋白發言批評了陳獨秀。共青團中央總書記任弼時發言反對陳獨秀扣壓共產國際緊急指示，並宣讀共青團中央關於實行土地革命的宣言，被陳獨秀從手中奪過宣言稿，甩在腳下踐踏^②。會議通過的由陳獨秀起草的關於國共合作問題的十一條政綱，是一個集右傾機會主義大成的投降綱領。政綱中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說「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運動的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與中央會議之議決案及政府公佈之法令」；工農革命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③。7月4日，中共中央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農村革命力量出路問題。陳獨秀認為當兵最好；毛澤東、蔡和森則主張上山，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但是，會議的參加者在討論對付湖南何鍵反共事變的方針時，仍然一致堅持聯唐反蔣的政策。然而，種種退讓，都不能拉住汪精衛，而是更加助長了汪精衛集團的叛變活動。7月14日晚，汪精衛召開秘密會議，確定了「分共」的計劃，15日召集「分共會議」，正式宣佈和共產黨決裂，公開叛變了革命。26日，免去各機關中共黨員的職務。不久，就在武漢地區瘋狂地進行大屠殺。中國第一次大革命就這樣失敗了。

　　①瞿秋白：《中國革命與共產黨》，1928年6月版，第107頁。
　　②一說在6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此據李維漢、楊之華的回憶。
　　③《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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