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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轉折關頭(1)


  【退讓,還是進攻?】

  1927年5月9日結束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由二十九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瞿秋白、楊之華都當選。中央政治局由七人組成: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蔡和森、李立三、李維漢、譚平山。6月3日,瞿秋白補入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其他四人是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主管中央宣傳部,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中央農民委員會委員。當時,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國民政府中的領導作用,是通過國共兩黨聯席會議這個形式來保證的。凡兩黨間的重大關係問題,都經兩黨聯席會議協商決定。出席會議的人員,都是兩黨的領袖人物,國民黨方面經常出席者有汪精衛、唐生智等。6月9日,中共中央常委決定: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團會議由瞿秋白出席。出席國共兩黨聯席會議的人員有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等。6月14日,中央常委開會討論與國民黨談判問題時,決定譚平山、李立三也要參加會議;兩黨談判,中共方面出席者為陳獨秀、瞿秋白、譚平山、蔡和森、張國燾、李立三、張太雷等。至6月30行,中央常委又討論了國共兩黨聯席會議問題,決定每週舉行兩次的兩黨聯席會議,一次由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出席,一次只有瞿秋白、張國燾出席,陳獨秀不出席。大約在7月初,兩黨聯席會議停止召開。

  中共五大決議中提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同時又有保障小資產階級利益,不分小地主和革命軍人土地的規定。既要同國民黨保持統一戰線,又要進行土地革命,這是頗為矛盾的政策。汪精衛利用了這種矛盾,施展其兩面派的陰謀。他表面高談解決土地問題,實際卻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佈一系列訓令,指責工農運動「過火」,限制工農運動,反對土地革命。沈雁冰主編的漢口《民國日報》發表社論,表面上為訓令作解釋,實際上暗示訓令不能束縛工人農民的手足。陳獨秀對此不滿意,他找沈雁冰說報紙辦的太紅了,國民黨左派有意見,還是少登一些工運、農運和婦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沈雁冰經常找瞿秋白談辦報中的問題,這次,又把陳獨秀的意見告訴了他。瞿秋白說:「你就按照五大決議的精神去辦。他沉思有頃,又說:我們另辦一張報!你不是說他們(按指國民黨)常來干涉你的工作麼?共產黨的政策要通過國民黨的報紙來宣傳,本來就不正常,許多話只能講一半,不如乾脆把《民國日報》交給國民黨,抽出我們的同志另辦一張黨報,堂堂正正地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他並且提議,新的黨報由我任總編輯,另外由黨中央的負責同志組成社論委員會,負責寫社論。可惜這件事,秋白考慮得晚了,不久時局迅速逆轉,辦黨報的事終於成了泡影。」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當時,在城市工人運動和鄉村農民運動中,除了右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員在經濟鬥爭中對民族工商業者提出過高的要求:每年紅利分配製;強制雇用失業工人;病假工資照發;發放雙薪,等等,超過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限度。無限制的罷工、遊行、集會,工人曠工,無人過問。結果,侵犯了小店東、小業主的經濟利益,造成企業倒閉,失業人數激增,貨物奇缺,物價飛漲。此外,工會有時隨便捉人,戴高帽子遊街;擅自關閉廠店,強取什物;以武力解決勞資糾紛,甚至隨意捕人。這使中間階層感到恐懼,不利於團結大多數,孤立反動派。

  在農村革命中,在一些具體策略問題上也有缺點。例如將遊民列入革命先鋒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壞性的一面;認為革命時期的農村沒有統一戰線的問題,因而對於這個時期的農民群眾行動就不需要政策約束,就可以不注意團結大多數,就不需要結成聯合戰線,以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將「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作為帶有普遍性的規律提出,以致「過正」到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一時傳播很廣,到處寫成標語,影響極大。黨的指導策略上的這些缺點,造成了農村革命中任意指人為土豪劣紳,擅自捕人遊鄉,隨意罰款打人,以至就地處決,驅逐出境,等等。對谷米的平糶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釀酒,使商人、中農和小手工業者發生反感,也使一般農民感覺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藉口谷米無法出賣拒交田賦,軍米收購困難,也不滿阻禁辦法。此外,在運動中還衝擊了少數北伐軍官家屬,引起他們的反感和不滿。這些雖是運動的支流,但是不利於鞏固和擴大農村聯合戰線,最大限度地孤立打擊對象。

  城鄉發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來煽動反共情緒,破壞革命團結,分裂革命隊伍,加劇了形勢的惡化。

  5月13日,駐防武漢上游宜昌的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經蔣介石策動,通電聯蔣反共,率部東下。17日佔領汀泗橋,19日進至武昌附近,武漢大震。葉挺奉命率軍與夏軍激戰,幾天後進駐汀泗橋,解武昌之圍。18日那天,在葉部已開赴前線而又勝負未卜之時,人心惶惶。當天晚上,沈雁冰為打聽前線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時已過後半夜了,見到秋白正與陳公博對酌,他們也在等葉挺的消息,但陳公博是借酒澆愁,而秋白則沉著肅穆;秋白堅信葉挺出陣必勝,但也考慮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漢不能無軍隊拱衛,也考慮是否從河南前線抽調第四軍回來。一直等到天亮,勝利的消息終於來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氣。」

  ①茅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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