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九大革命風暴中·下(10)

九大革命風暴中·下(10)

　　我將我對於黨的意見，亦許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說出來。我肯定地說：我們的黨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諱疾忌醫，非死不可。而我們黨的第一種病，便是諂疾忌醫。

　　斬首是中國皇帝的東方文化，是中國的家常便飯。

　　但是我要做一個布爾塞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Bogdyhanism）的斬首。

　　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

　　如果再不明白公開的揭發出來，群眾和革命要拋棄我們了。我們不能看黨的面子，比革命還重。一切為革命的勝利！^①

　　①《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六大以前》，第717—718頁。

　　這是極其寶貴的，大無畏的，捍衛真理的獻身精神。瞿秋白正是抱著這種精神，參加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開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學校舉行後，第二天便移到漢口的黃陂會館。在開幕式上，陳獨秀擔任會議主席。共產國際代表致祝詞，徐謙代表國民黨中央致祝詞，國民黨要人譚延闓、孫科等與會表示祝賀。過了幾天，汪精衛也專程到大會發表了演說，受到熱烈的歡迎。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五萬七千九百多名黨員。這是自建黨以來一次空前盛大的集會。

　　第五次代表大會的任務，是總結過去的工作，討論革命的發展前途，確定黨在最近時期的任務。陳獨秀代表中央作了報告。報告回顧了1925年1月黨的四大以來中國革命的發展進程，說明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策略。陳獨秀在說明中對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右傾錯誤，沒有進行認真的檢討；對「四一二」政變後中國革命中出現的嚴重危機，缺乏清醒的認識。在報告中，陳獨秀提出目前的工作應是「擴大農民運動和發展軍事行動」，而不是「加深農民革命」。他提出，廣州、上海、漢口及其他工業區，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勢力強大，革命階級無力與敵人對抗，因此應先退到西北去。這個意見是與鮑羅廷一致的。報告共分十一部分，講到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關係、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關係，以及土地、軍事、政權、財經等問題，似乎面面俱到，又都沒有明確具體可行的答案。在長達五個小時的報告中，陳獨秀沒有自我批評的誠意，毫無承擔責任的決心；整個報告缺乏一種除舊佈新、振奮前進的決心和信心，以致使聽報告的代表們，都感到不滿和壓抑。會間休息時，羅亦農走到瞿秋白麵前，歎息地說：「糟糕！」表達了他的憂慮和憤慨。瞿秋白默默地抽著煙，沉思著。

　　第二天開會的時候，在每個代表的座位上放著一本小冊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扉頁上印著副標題：《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史中之孟塞維克主義》。代表們看到這醒目而尖銳的標題，發出了會意的笑聲、議論聲，會場出現了活躍的氣氛。坐在楊之華身邊的惲代英，戴著一副白絲邊眼鏡，一邊笑，一邊對楊之華說：「這個標題寫的好，寫的尖銳。問題也提的明確：中國革命麼？誰革誰的命？誰能領導革命？如何去爭領導權？領導的人怎樣？問的實在好！」

　　這本小冊子，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願，反對機會主義的呼聲。它系統地論述了中國革命的任務、性質、前途、動力、領導權、統一戰線等根本問題，尖銳地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以及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彭述之否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客觀存在，以此作為放棄爭奪革命領導權的依據。他說：「無產階級客觀上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①，既是「天然」的領導者，自然不用去力爭領導權。瞿秋白指出：中國民族工業資產階級來源於「商業資產階級的投資；工業地主土豪階級的經過商業化而滲入工業，甚至於買辦階級的部分的工業化；再則，有各種各式的資產階級加入工業之中當小股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發展，也和他在經濟上發展的階段是相應的。經濟上他從商業漸進於工業；政治上從革命漸落於妥協。」「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鬥爭——革命的民權獨裁制以及他們的經濟鬥爭罷工運動，足以領導一般平民群眾，這對於資產階級是多麼可怕呵！所以他們急急乎要保存並抓住革命的領袖權，於是乎他們『左傾』了。尤其是五卅運動初起，上海的資產階級積極起來，便修改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對外條件；不久戴季陶主義便出世，國民黨內形成新右派。新右派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是很顯然的；他們努力想取得學生群眾，想取得革命方面的軍事勢力，於是廣州的『三月二十日』便發現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戴季陶主義以前便已經有了：從排滿主義，軍閥立憲主義，國貨主義，商人政府主義，一直到戴季陶主義，雖然經過許多流變，然而終歸是民族改良主義，終歸是和民族革命主義對抗的，終歸是反對徹底的民權主義的，自然更是反對階級鬥爭而力避國際主義的。」當然，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是不同的。但是，必須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營壘的危險性。瞿秋白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可怕，不在於他的『絕對反革命』（中國現狀之下既有帶民族性的資產階級，事實上還不絕對的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的可怕，卻在於他帶著自己的民族改良主義來參加革命……他的口號在某種條件之下，譬如無產階級政黨事實上不去努力爭取小資產階級群眾等類的條件之下，有時很可以領導著小資產階級。」

　　①《六大以前》，第691頁。

　　民族資產階級何以要爭奪革命的領導權呢？瞿秋白指出：「他要爭得這領袖權，以造成他和帝國主義及地主階級妥協之資格」；民族資產階級幻想「和帝國主義協商改良中國的國際地位，造成形式上的獨立國家」，而實際上，中國必將「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上的附庸」。根據當前的形勢，瞿秋白指出，中國革命有兩種前途：第一，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使革命毀於一旦，人民仍舊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第二，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使革命得到勝利，並為社會主義準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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