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九大革命風暴中·下(11)

九大革命風暴中·下(11)

　　「第一個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們實際上早已答覆了這個問題：如果無產階級政黨沒有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戰術，這是可能的」。事實上，由於下述兩種情況的出現，這種可能性已經急劇增加。一是外部帝國主義的壓力和誘惑，「因為帝國主義受革命的怒潮打擊時，往往要找做撲滅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買辦階級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時『太白了』，太顯露了）」。二是內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機關中機會主義的妥協政策，鼓勵民族資產階級得寸進尺，步步進逼。由此可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並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鬥爭中努力奪取。瞿秋白辛辣地寫道：「彭述之雖然一口咬定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於似有實無的鬼，實際上卻去和這個鬼聯合，以備反抗他所認為是買辦階級的新右派。如此說來，資產階級是有的，不過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聯合。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論！可是和『鬼』聯合，其勢便會失去『人』的聯盟——小資產階級和農民。」

　　「總之，彭述之雖然口頭上高叫『革命領導權天然是工人階級的』，實際上卻是雙手拱送領導權于資產階級」。

　　當時，陳獨秀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當由資產階級來領導，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認為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應當聯合的唯一民主力量，而拋棄農民、小資產階級，甚至拋棄工人群眾。瞿秋白指出：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我黨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同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的妥協動搖進行鬥爭，揭露國民黨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資產階級部分地脫離他們的影響。但是，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似乎被革命嚇壞了，重新又去負荊請罪；於是實際上形成這樣一種景象（如柳亞子所說）：我們將小資產階級從大資產階級手裡奪出來之後，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兩個奶娘爭奪一個小孩子，新奶娘奪到了又不管，反去和舊奶娘講和了。難怪小資產階級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舊回到大資產階級懷裡。這客觀上是出賣革命的策略。」瞿秋白列舉了1923年至1927年間，黨內領導層右傾錯誤事實十七例。「將這些事實一一臚列起來，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必須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掌握革命武裝。

　　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中，對農民問題給以極大的重視。他指出，陳獨秀、彭述之等「抑制農村階級鬥爭」，錯誤地「規定農民武裝『不可超出自衛範圍』『不可有常備的組織』」，對「農民政權的要求，也沒有明瞭爽快的指定行動的方針」。他們這樣作是害怕得罪資產階級。早在1926年9月，北伐軍已到漢口，在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上，彭述之竟說：「中國革命難道是農民革命？」^②維金斯基也說：「現在應在無党農民中讓出一大部分給國民黨左派」。維金斯基這位老資格的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代表，從幫助中共建黨時起，大部分時間生活工作在中國革命的環境中。但是，他實在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太隔膜了，以致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在幾乎整個中國大革命期間，都贊助和支持了中共黨內的右傾錯誤，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發人深省的事。瞿秋白對維金斯基的意見是不滿的，他帶著激憤的情緒質問道：「讓給誰？讓給顧孟餘嗎？他說農會是土匪。讓給甘乃光嗎？他說不要叫耕地農有！」黨的機會主義政策，已使「我們『賠了夫人又折兵』，讓資產階級安然指導革命」。

　　瞿秋白指出：中國「『農地革命』是中國革命之中樞。軍閥統治，實際上是大地主（官僚買辦）和小地主（土豪士紳）階級之政權，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是農民，都處於地主階級的半封建半農奴制度的剝剝和壓迫之下。農民的革命要求，如耕地農有，土地國有，農民政權，賦稅統一，很明顯的是最民權主義的要求」。革命黨對地主階級的進攻，是為了農民土地問題的徹底解決。農民佃戶自己動手奪取耕地的行動，革命黨人不應該懼怕，而應努力去組織和領導這種進攻。

　　「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打擊，主要的目的是要代替他而自己取得『自上而下』影響農民運動的領導權，所以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聯合戰線），應當以不破壞農民中的工作為限度，過此限度，便有與民族資產階級分道揚鑣的天職」。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汪精衛集團日益動搖；黨內機會主義者主張停止土地革命，規定工農群眾運動需由國民黨監督和指揮。瞿秋白反對上述錯誤，提出「必須深入革命：農民政權與土地問題」^①。馬日事變發生後，瞿秋白參加了中共湖北省委及農運負責人的會議，他明確主張用進攻手段反擊許克祥和右派的反革命暴亂，指出：「無論如何不能認『過火』的錯，不能『靜候解決』，是要進攻」^②。

　　①②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的附錄。

　　武裝鬥爭在中國革命中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革命的主要鬥爭是武裝鬥爭，主要組織形式是軍隊。無產階級必須與資產階級爭奪對軍隊的領導權，實行武裝鬥爭。他說：革命戰爭的軍事行動之特殊方法，也是殖民地農民革命的特徵。當前，軍隊是民族資產階級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勞農平民決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這些武力；勞農平民應當取得這些武力，然後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獨裁制。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更加是以征取革命軍隊為入手的主要方法。無產階級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就不能得到革命的領導權，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革命發展到現時的階段，工人階級征取革命軍隊是尤其緊急而重要的責任了。他要求無產階級切實抓緊軍隊工作，使軍隊從資產階級手裡轉到無產階級手中，使軍閥掌握下的軍隊變成革命的軍隊。他說：應當百倍于現今的進行革命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協同左派，領導左派，去鞏固革命勢力于兵士群眾之中；不但如此，還要和農民對於駐在地軍隊一樣，使工人群眾（不僅只是工會）與各城市駐紮的軍隊發生密切的關係，實行經常的有系統的群眾政治宣傳。要建立農民的武裝，要對紅槍會、土匪以至反動軍隊進行工作，使之接受革命的影響，爭取他們站到革命方面，實現「兵民聯合殺軍閥」。要組織工人武裝，這些武裝不但應當是工會的糾察隊，而且應當是保護各城市中革命的勝利（所謂『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直隸於市政府的。這當然是常備的組織。春夏之交，反革命武裝暴亂頻發，武漢政局動盪，中國革命已經到了嚴重危險的關頭。瞿秋白5月20日寫了《論中國革命之三大問題》一文，對於革命武裝同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關係問題，作了十分精闢的闡述：

　　我們對於過去所謂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現在更要深入，以前所謂領導權僅僅指群眾運動中的領導權，至於政權與軍權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外的，現在這個無產階級領導權初創的形式已經不夠了，現在無產階級應當參加革命的政權，應當指導革命中的武力，應使軍隊中的指揮成份繼續由真正忠於革命的成份來代替和補充，使軍隊本身直接關顧勞動群眾的利益。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