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九大革命風暴中·下(9)

九大革命風暴中·下(9)

　　身在上海的楊之華，在上海總工會以非凡的活動能力和卓越的組織才能，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準備工作。她與瞿秋白保持著書信聯繫，時常寫信告訴他上海的情形。瞿秋白寫信要她謹慎地工作，並指出，革命前途遠大，但革命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4月13日，蔣介石的軍隊在寶山路屠殺舉行抗議示威的工人群眾時，楊之華也在遊行隊伍當中。在前一天，即4月12日晚上，她接到中央從武漢拍來的電報，要她立即動身到武漢，並且收到了一張長江輪船的船票。楊之華於13日乘輪船離開上海前往武漢。瞿秋白見到楊之華，愉快地對她說：「我們離別一個月，革命的進展比一年還快！」他取出三個文件交給楊之華。三個文件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手稿和《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手稿。瞿秋白對楊之華說：「這是我在武漢和你見面的禮物。」難道他們沒有別的什麼話要說嗎？分開了一個月，卻象每天還在一起，除開不斷的通信以外，他們的心靈始終是相通相系的，那是一股無形的力量把他們緊緊連接在一起了。這兩個青年革命家的愛情，是建立在革命第一，事業第一的崇高信念上的。奔波，離索，甚至隨時可能遭到的逮捕和犧牲，都不能夠迫使他們離開鬥爭和事業，那怕是後退半步。他們的每一次重逢，又成為新的奮鬥的起點。

　　【「一切為革命的勝利！」】

　　隨著革命的深入，武漢國民政府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權，形成了尖銳的對立。武漢政府管轄的湘鄂贛三省的群眾革命運動，還在繼續高漲。4月中旬，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討蔣運動。工人階級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後，工會組織猛烈發展；武漢工人建立了一支擁有五千人、三千支槍的工人糾察隊。農民運動從減租減息，發展到摧毀地主政權和解決土地問題的階段，兩湖地區普遍建立了農民武裝。4月初，國民黨中央黨部成立由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徐謙、顧孟余等五人為委員的土地委員會，研究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武漢政府處於帝國主義和各派軍閥包圍，經濟和財政面臨嚴重危機。除了進行內部的鬥爭外，必須設法打出去，發展革命勢力，才能鞏固自己的地位。當時，關於武漢政府的戰略方向問題，意見紛紜。瞿秋白早在4月初，就與吳玉章等提出，把第四軍調到南京，以呼應上海的革命勢力，監視蔣介石的行動。因鮑羅廷反對，未能實現。4月16日，周恩來、趙世炎、羅亦農、陳延年、李立三等從上海致電中共中央，建議迅速出師東征討伐蔣介石；這時，瞿秋白又提議先打南京的蔣介石，然後北伐張作霖。但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主張直接由武漢出師河南進行北伐。鮑羅廷主張北伐到西北去，打通國際即中國與蘇聯之間的路線；羅易則著眼於佈置鞏固武漢政府的防線。中共中央內部，陳獨秀、彭述之、張太雷等贊成鮑羅廷直接北伐的主張。蔡和森主張在立即實行土地革命條件下進行北伐。張國燾、譚平山主張南征。最後，北伐主張占上風。4月18日，經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決定，以唐生智為總指揮，率軍於19日出師北伐。6月初，唐生智軍與馮玉祥軍會師鄭州。

　　武漢政府的正確的戰略，應是周恩來、瞿秋白建議的東征討蔣，而不是北伐。東征討蔣之策不被採納，危害甚大，它使蔣介石得以免除西顧之憂，集中兵力進攻江北，佔據徐州，解除北面的威脅，鞏固了南京政權。而南京蔣政權的鞏固，進一步加緊對武漢的經濟封鎖，打擊和破壞武漢政權，策動軍事叛亂，促使汪精衛由動搖走向反動，並影響和拉攏馮玉祥，最終造成蔣汪馮合流，一齊撲滅革命力量。

　　這時，瞿秋白同陳獨秀、彭述之的分歧和爭論，逐漸表面化。為了有準備地進行這場不可避免的爭論，從1927年2月開始，瞿秋白帶病整理了他從1923年到1926年間所寫的政治理論文章，和一部分文藝雜著，共約130篇，編成《瞿秋白論文集》，內分八類：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帝國主義與中國；買辦階級之統治；國民會議與五卅運動；北京屠殺後國民革命之前途；世界社會革命的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問題；赤化漫談。這是對四年來理論工作的自我回顧。在回顧和總結了過去理論工作的基礎上，瞿秋白開始撰寫批評陳獨秀、彭述之右傾錯誤的小冊子《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全文約七萬六千字，然後攜往武漢，油印成冊，準備提交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

　　1927年3月以後，中共中央委員們陸續集中於武漢三鎮，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到3月底只有陳獨秀和彭述之了。4月2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易自廣州經湖南到達武漢。彭述之、蔡和森也先後到達。從4月4日到20日，在武漢連續召開了共產國際代表、中共中央委員和湖北區委的聯席會議，先後參加會議的有瞿秋白、譚平山、蔡和森、張國燾、張太雷、羅章龍、毛澤東、陳延年、彭述之、鄧中夏以及羅易、維金斯基、鮑羅廷等。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常務委員會，當即選舉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為常務委員。決定電催陳獨秀速來武漢，並把中央遷往武漢。會議決定成立三個委員會，為第五次代表大會準備文件，並通過了各委員會的主持人：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瞿秋白、毛澤東；職工運動委員會李立三；組織委員會張國燾。這時，在上海的陳獨秀，居然在蔣介石即將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的嚴峻時刻，於4月5日同從國外返抵上海的汪精衛發表了聯合宣言，為蔣介石塗脂抹粉，幫助蔣介石解除了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思想武裝。當陳獨秀從上海來到武漢之前，蔣介石已經在4月12日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開刀了。上海屠殺發生後，在一次有羅易、維金斯基和張國燾參加的會談中，瞿秋白以憤怒的語氣，指出中共中央存在著嚴重的危機；武漢的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積極反蔣，中央卻對蔣介石抱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的嚴重打擊；廣東的黨組織早已主張土地革命，中央卻不贊成，這些都是喪失中央領導威信的嚴重危機。但是這種危機是被人（指維金斯基）掩蓋了，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因而無法知道詳情，也壓抑了黨內的自我批評。這些話主要是針對陳獨秀、彭述之而言，也聯帶指責了維金斯基。在黨內，以瞿秋白為代表，一大批同志開始認識到中央領導上的右傾錯誤，並開始要求改變右傾錯誤路線的指導。

　　4月中旬，陳獨秀抵達漢口。下旬，中央召開預備會議，就第五次代表大會日程、報告和會務機構等進行討論。在討論党的工作總結時，對中山艦事件、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四一二」事變等重大事件中黨的指導方針，發生了爭論。陳獨秀為自己的錯誤辯護，並盛氣淩人，訓斥別人。在素以家長自居的陳獨秀看來，黨內和他能夠並駕齊驅的人，只有李大釗夠資格，其餘的在中央領導層的人，不過是他的學生、翻譯或顧問，根本不放在他眼裡。陳獨秀的得力助手彭述之，處處維護陳獨秀的家長之尊，同時緊緊抓住陳獨秀，挾陳以自重。動輒說：「老先生（指陳獨秀）的意見同我一般。」在他看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除了陳獨秀以外，非他莫屬。因此，在黨中央領導層中，與右傾錯誤進行鬥爭，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預備會議沒有結果，瞿秋白心情很沉重。他預感到問題不易解決，但這一場鬥爭必須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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