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九大革命風暴中·下(7)

九大革命風暴中·下(7)

　　【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中】

　　這一時期，中國工業中心地上海的工人運動猛烈發展起來。按照蘇俄城市武裝起義的模式，中共中央異常重視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發動和組織工作，並於1926年10月領導上海工人階級舉行了第一次武裝起義。由於當時起義的時機尚未成熟，群眾沒有充分地發動起來，武器裝備很差，總罷工發動後沒有迅速轉入武裝起義，就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孫傳芳的鎮壓下失敗了。瞿秋白沒有參加第一次武裝起義的領導工作，但他十分關心起義的情況。共青團中央書記任弼時、中共江浙區委書記羅亦農、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等同志，時常到法租界望志路五豐裡五號瞿秋白家中商議工作。在準備第二次武裝起義的過程中，中共江浙區委召開代表大會的時候，瞿秋白主動提出擔任代表大會的報告，但被中央拒絕。1927年2月19日，上海總工會發佈總同盟罷工命令。當天，楊之華參加了在上海西門勤業女子師範學校召開的全市積極分子會議。會後散發傳單時，發現軍閥李寶章的大刀隊正在西門十字街頭行刑殺人。她回到家中告訴正在工作中的瞿秋白。他很關心同她一起散發傳單的同志的安全，鄭重地囑咐她去尋找失散的同志，然後向中央機關報告情況。罷工第一、二日被捕被殺的工人、學生總計在百人以上。21日晚，工人開始奪取軍警武裝，總罷工轉入武裝起義。22日下午，停泊在高昌廟的海軍炮艦上的革命士兵，發炮轟擊高昌廟兵工廠，於是各區工人群眾英勇地展開了奪取武器，襲擊軍警的戰鬥，閘北和南市工人並與軍警進行巷戰，起義達到高潮。當天，瞿秋白來到設在拉斐德路（今復興中路）的啟迪中學裡的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天，楊樹浦區工人召開近萬人的示威大會，並當場抓獲工賊「小滑頭」，公審後，立即處死，人心大快。瞿秋白得知後，讚揚了工人的革命行動。

　　由於事先準備不夠，加上罷工已延續多日，部分工人已自動復工，起義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很小。因此，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即江浙區委）舉行聯席會議，檢討這次起義失敗的經驗和教訓。陳獨秀、彭述之、羅亦農、趙世炎、任弼時、汪壽華、瞿秋白、楊之華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由陳獨秀主持，羅亦農、趙世炎報告了起義的情況和問題，大家進行了討論，不少同志發言。瞿秋白對於這次起義的教訓和下次起義的準備工作等，作了系統的發言。他指出：罷工開始以後，党對組織士兵、學生、市民和小資產階級群眾響應工人罷工的決心不夠；起義缺乏準備；對組織人民政權，只作為一般的宣傳口號，沒有實際組織工人和各界人民選舉市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一味依賴大資產階級，等待上層分子去接洽李寶章部下兵變，嚴重地脫離革命群眾。結果，工人罷工已經三天，兵變無望，黨才決定把罷工轉變為武裝起義。會議經過討論，為了保存力量，準備第三次起義，決定由上海總工會下令復工。會議同時提出了準備第三次起義的方針：擴大武裝，準備暴動，擴大市民公會，準備建立市民政權；領導左派，嚴厲打擊右派，等等。決定由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等組成中央特別委員會（簡稱特委會），作為起義的最高決策機關，同時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軍委，以加強對起義的領導和指揮。

　　為了切實地吸取第二次起義的經驗和教訓，使第三次起義的計劃和政策更加正確，瞿秋白於24日寫了《上海「二·二二」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他鮮明地指出党在領導第二次起義工作中的錯誤：「我黨將工人群眾放在街上（總同盟罷工），整整三天不去理他們，不領導他們前進。至於暴動的進攻，甚至不但不攻，並亦不守——工人群眾之奪槍殺工賊拒捕，在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之前尚大半系自動的（上總於發出罷工紀律『不准打廠，不准——不准——不准——不准』之後，等到李寶章開始屠殺，尚未有決然令工人防守的通告）」。對於党領導起義的策略，意見書說：「這種策略是：工人罷了工，等候大資產階級之援助，撇開小資產階級，而不加以領導鼓動，只想得了鈕鐵（惕）生接洽李寶章部下兵變（軍官改變態度），大商肯發命令罷市等種種所謂『暴動之勝利的保障』後，然後再準備暴動。這種策略，簡直客觀上是賣階級的策略。」瞿秋白列舉了工人自發地懲罰工賊，進攻警署、兵工廠，讚揚了工人階級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而我們的領導者卻遠遠落後于工人的行動。他說：「22日晚9時半，集中於北站的某處工人代表，向我（秋白）說：『大家不動，你們教我們五十工人騷動，豈非叫我們白白去犧牲』」。工人們的批評和抗議，說明了党的領導不力，「教訓了我們的黨」。

　　瞿秋白在意見書中對於第三次起義，提出了重要的指導意見，強調黨「亟宜集中政治領導」，掌握領導權。「上海市民應以工人階級為領袖，武裝暴動響應北伐軍，自動召集上海市民代表緊急會議，這就是集合一切革命的行動的分子的總機關，在暴動前暴動後，指揮上海革命運動」，「所以，『一切政權歸市民代表大會』是一個總口號」。新政策的策略是：對於大資產階級，「逼迫他們服從『民意』，牽制他們妥協政策，儘量利用他們內部之衝突，及其軍事上的聯絡」；對於小資產階級，「盡可能引導一般市民群眾，使他們做我們反對大資產階級領導革命中的友軍」；對於反動派及買辦階級，「竭全力暴露其罪惡，不斷的極急烈的攻擊其賣國賣民勾當並攻擊帝國主義軍閥之一切壓迫——這亦是與民權資產階級在此次上海革命中爭領袖權之另一方面，而且是很重要的方面。」黨對於工人階級，應當『竭全力（一直到公開的向他們承認黨此次之錯誤），鼓勵其武裝鬥爭的意志，指明其奪取其參政權之目的」，「工人應當領導小資產階級力求民權獨裁之實現而實行群眾暴動而不是自己單獨的幹」。瞿秋白進一步指出：「新政策之策略必定要根本認定總同盟罷工之後（假定二月二十八日早的一小時罷工起，假定不妨愈早愈好）之後四五小時內就能過渡於群眾的武裝暴動。」因此，「在政治上，我們要從現在（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時）起使工人及市民群眾中逐漸緊促的造成一種心理——革命情緒」；「在軍事上，尤其要造成一種武裝鬥爭奪取武器的革命意志」。在意見書中，瞿秋白還就組織起義的具體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在黨的工作上，他強調對各部委書記、支部活動分子及新同志等分別進行訓練，分配他們工作任務。他要求黨「指出客觀上賣階級賣革命之『錯誤』的危險，而激勵對於在新政策之下誓死前進之決心與意志。」要「宣佈戒嚴的軍事狀態，統一的政治指導，不動搖的政治指導，萬分的緊張工作，施行政治的紀律」。這個意見書被提交中央特委會討論。2月24日晚9時，中央特別委員會舉行會議，討論軍事、工運和黨務工作等問題。陳獨秀、周恩來、羅亦農、趙世炎、瞿秋白、彭述之、尹寬、汪壽華出席了會議。周恩來、汪壽華、羅亦農分別作了軍事、工運、黨務方面的報告。瞿秋白在發言中說：在軍事方面，應當解決「怎樣搖動敵軍，怎樣聯絡軍隊與保衛團二個問題」，「糾察隊之組織，應由工會與黨一塊工作，要宣傳武裝使群眾心理安定，要有作戰計劃，有主力軍之訓練。」中央特別委員會，每天晚間舉行會議，討論分析形勢，研究制訂政策，指揮起義的準備工作。瞿秋白先後出席了2月25日至28日、3月1、2日的會議，分別對宣傳工作、市政府民選、攻擊兵工廠等發表了重要意見。起義的實踐證明，上述書面和口頭意見，都是正確的。

　　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發動的前夕，瞿秋白奉命前往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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