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九大革命風暴中·下(6)

九大革命風暴中·下(6)

　　瞿秋白在演講中，考察了中國歷史上農民的造反。他把這些農民的造反，說成是「革命」。他指出：中國的革命史應該是從陳勝、吳廣那時候寫起，隨後便是由赤眉黃巾至流寇，最近的是白蓮教、義和團、太平天國。從來一般人認他們是匪徒，這是與現在說農會便是土匪同樣。中國革命史，是農民革命史。農民的反抗鬥爭都沒有成功，其原因：（1）沒有良好的組織；（2）沒有民權主義的實力，於是握取政權者成為皇帝；（3）迷信，如白蓮教、義和團、太平天國都有宗教的力量為他們的維繫，這是因為農民很少團結力。每次運動往往成為暴動，如其沒有宗教將是散漫不可收拾，從過去的義和團到現在北方的紅槍會都是如此；（4）沒有強有力的革命階級做他們的領袖，如現在的無產階級。

　　瞿秋白認為，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農民革命不能取勝，而無產階級如果不與農民階級結成工農聯盟，也沒有取得革命勝利的可能。他痛切地指出：五卅運動的一大狂瀾，因為缺乏農民參加（雖有紅槍會等起來，但是太少，太遲了），致五卅運動沒有結果。農民運動到現在已日益高漲了，很急切地要一個保護農民的政綱及農工勢力的結合。忠實於革命的黨人要即刻拿出決心來制裁地主、買辦、土豪、劣紳。不要忽視了，這是目前重大的問題，是國民革命的重大問題。總之，中國國民革命是要解決農民問題，土地問題，用各階級的聯合戰線，工人階級的領導來鬥爭，才能得到勝利。一個革命党，如其怕農民組織的強大，怕農民暴動而畏縮，不敢提出為農民利益的政綱，不實行為農民利益的政綱，必定因此不能得到農民的擁護，且要受農民的攻擊和反對。

　　農民問題如何解決呢？瞿秋白從已經發展了的革命形勢出發，在演講中指出：第一，用政治力量切實解除農民在經濟上的束縛，明定「耕地農有」的口號；第二，武裝農民，組織農民自衛軍，使農民有自己的武裝保護自己的利益；第三，農民參加革命政權，鄉村的政權歸農民，城市政權也要有農民代表參加；第四，嚴厲地無情地鎮壓一切買辦地主階級的反革命活動，剝奪其政權。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推動了全國革命形勢的高漲。城市反帝運動、工人運動、學生運動不斷發展。在北伐軍所佔領的省份，農民運動蓬勃興起，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局面。党對農民土地問題的主張幾經變化，但是在1926年底以前在實際工作中卻一直是領導農民進行減租鬥爭。廣東、湖南等地減租鬥爭普遍掀起高潮。湖南的農民協會會員，到1926年11月，已增加到一百三十六萬。1926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舉行聯席會議，擬定了《中國共產黨關於農民政綱草案》，準備提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審查，提交中國共產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討論。草案提出了沒收大地主、軍閥及土豪劣紳土地歸於農民的建議。11月22日到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全會，著重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國問題決議案》。斯大林在報告中批評了在國民黨人中、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有些人害怕把農民捲入革命會破壞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認為共產黨人要加入新政權機關，幫助農民滿足要求，「至於採用沒收地主土地的辦法還是採用減稅減租的辦法，則看情況而定」，但「最後還應該做到為農民沒收地主的土地，並使土地國有。」^①斯大林還指出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之一，中國共產黨人要特別注意軍隊工作，研究軍事，並在革命軍隊中擔任某些領導職務。全會指出，在中國革命運動中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要中國共產黨人竭盡全力地爭取最終實現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12月，在共產國際決議和斯大林的意見，尚未傳到中國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鮑羅廷在漢口舉行了特別會議。陳獨秀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會議所通過的決議，都提出反對「左稚病」。陳獨秀報告中把「看不起國民黨」，「包辦國民黨」，「包辦民眾運動」，「否認左派存在」，「誤解黨的獨立」，「應付中小商人的政策不好」^②等列為黨內「左稚病」的六種表現，提出必須「防止我們過於向左」，反對「左稚病」。^③會議根本不提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而主張把政權、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交給汪精衛等所謂左派，主張把軍權交給蔣介石和唐生智，企圖利用蔣、唐、汪之間的矛盾，保持三者之間的均勢，來防止蔣介石一個人的軍事獨裁，實際上是完全放棄黨對武裝的領導權，加強蔣介石的獨裁地位。會議極力貶低農民土地問題的迫切性和嚴重性，反對黨「包辦」農民運動。陳獨秀說，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所爭的「不是根本的土地問題，他們都還未能直接瞭解到這個根本問題」。「若是拿贊否解決土地問題做國民黨左派標準」，就是「想像未來更左的一派而否認現在的左派，便等於專候下禮拜吃魚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維持生活看做不必要」。^④他認為只要贊成減租減息的就是國民黨左派。他強調要限制農民運動，以維持革命統一戰線。於是會議決議規定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使蔣介石由右向左轉；同時扶助汪精衛以制約蔣介石。

　　①《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1、334頁。
　　②③陳獨秀：《政治報告》（1926年12月23日）。
　　④陳獨秀：《政治報告》（1926年12月13日）。

　　1927年1月底，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全會決議，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帶到中國加以貫徹。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接受共產國際的決議，作出《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正確地指出：「在今日以前，我們有一個根本錯誤，乃死守著數千年以來形式邏輯頭腦的錯誤，即是我們自己頭腦中，把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劃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鴻溝，以為今天只能做國民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點鐘以前，我們必須自己綁著自己的手腳，仿佛多做一點便違了革命鐵律」。認為如果按照這種方針從事國民革命，「只是參加或幫助他們資產階級的革命，則我們自第四次全國大會以來所高叫的國民革命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去年第二次擴大會議以來所高叫的和資產階級爭領導權，都成了好聽的一句空話；因為如果我們不能在實際上領導這個革命，他們或者要領導我們，並且還要領導我們斷送國民革命。」^①並表示今後「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照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②但是，党的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沒有徹底改變自己的錯誤。2月，瞿秋白根據共產國際決議的精神，首先提出必須「徹底解決土地問題」，「非此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之徹底勝利」。毛澤東在湖南考察農民運動後，於2月12日由長沙返抵武昌，在2月16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也明確提出應立即解決土地問題。在共產國際指示和中國共產黨主張的影響下，國民黨中央的一些領導人如鄧演達、孫科等，也都公開主張解決農民土地問題。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專門討論了土地問題，發表了《對農民宣言》，通過了《農民問題案》，都表示要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總之，土地問題的解決，已成為國民革命中勢在必行的大事，不能回避了。

　　①②《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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