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九大革命風暴中·下(5)

九大革命風暴中·下(5)

　　8月間，在廣州的一次演講中，瞿秋白指出革命營壘中出現的「新右派」，「他們滲入國民革命的戰線而力爭其領袖權，憑藉軍力，實行其扼制工農與向帝國主義買辦地主妥協之政策。」^①9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向中央寫了報告，對廣東政府和國民黨內的派別、工農運動等，作了較為詳細的具體的調查和分析。指出：「社會反蔣空氣頗盛，蔣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圍，縱容貪官污吏，所以農民工人對於蔣，對於國民政府態度均不好。」在談到北伐戰爭時，他說：蔣介石知道「到湖北後離其本鄉太遠，且情形甚複雜，自己力量不夠，所以他決取江西福建，以鞏固自己勢力」。指出，蔣介石所取得的地位、權力，已經構成了對於革命的極端危險，「我們如果不預備領導左派群眾來代替蔣，則將來情形非常危險。」^②這是多麼及時的預見，後來事態的發展和結局，不證明了這預見的正確嗎！

　　①《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我們的生活》第4號。據作者修訂稿影印件。
　　②《秋白由粵回來報告》（1926年9月15日）。

　　如何解決農民問題？

　　1926年夏天，中國共產黨領導層裡，對於農民、農民土地革命和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盟問題，也發生了明顯的分歧。7月間，陳獨秀主持和指導下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四屆三中全會，沒有繼續貫徹2月北京特別會議關於放手發動工農運動，「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的精神，反而在農民運動和農民武裝問題上，接受了陳獨秀的錯誤主張。陳獨秀在會議上的報告和會議通過的一些決議，雖然也談到農民運動的重要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錯誤的。會議認為；農民「在思想上尚不脫離封建宗法社會的束縛，而在生活的要求上，不得不是革命的」^①。指責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②。會議指出，不能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並規定了限制農民運動的辦法。在《農民運動議決案》中規定：農民協會組織「不能帶有階級色彩」，「不必提出『農民階級』的字樣」，「此時只宣傳『全體農民起來反抗貪官污吏劣紳土豪，反抗軍閥政府的苛稅勒捐』這一口號」，「不可簡單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號」。還提出了所謂「農村聯合戰線」的策略，認為在農村聯合戰線內，當地主與貧農發生衝突時，「應設法使舊農會居調停地位」。會議反對和阻止農民掌握武裝。認為農民「有了武裝之後，很容易超出於客觀限度以外的行動」。保存封建地主階級的武裝民團，只是提出「以正紳代替劣紳為團總」^③。而對農民武裝，則規定「不要超出自衛的範圍」，「不可有常備的組織」^④；甚至提出要更改農民自衛軍的名稱，以討好反革命派。

　　①陳獨秀：《中央政治報告》，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通過。
　　②《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通過。
　　③④《農民運動議決案》，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通過。

　　中國共產黨內一部分同志堅持正確的主張，對於農民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瞿秋白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前述《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一文中，他就指出：農民的贊成革命戰爭，不單是「用嘴來說」，而且是「用手來做」的。他們迫切的要求是：（一）鄉村政權歸農民。（二）武裝自衛。（三）極大的減租減稅。他們為這些要求而贊助參加北伐。1926年8月，瞿秋白在廣州停留期間，廣泛地接觸了各方面人士，對敵我友三方的情況，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深感「對於農民運動，我們不能站在調停地位，而當站在領導地位，並做整個武裝工作，才能與民團鬥爭。」^①此時，廣東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召開擴大會議，全體執行委員及所屬辦事處代表、各地農民運動特派員參加會議。瞿秋白、毛澤東、彭湃以及中共廣東區委代表出席了會議。瞿秋白在會議上講了話。這可能就是後來經過整理，發表在《我們的生活》上的《國民革命中之農民問題》一文。

　　①《秋白由粵回來報告》（1926年9月15日）。

　　這是一篇關於農民土地革命問題的重要文獻。

　　瞿秋白在這篇演講中指出，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下，中國的農民的痛苦最深，他們要繳納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田租，最少的也要繳納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以苛捐雜稅，每個農民最低限度的損失要百分之六十五，剩下來的只夠他們吃飯，甚至飯也吃不飽，其他更是無從說起。中國的農民的數目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業亦為中國的主要生產事業，農民實為中國經濟生命的主體。中國工業的發展，社會的進化和革命的事業，無一不需要農民。打倒帝國主義的意義，應該是解除農民的痛苦，繳卸帝國主義的武裝，壓制買辦與地主。必定要解決農民問題，解決了農民的一切苦痛才能說是國民革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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