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九大革命風暴中·下(4)

九大革命風暴中·下(4)

　　陳獨秀不懂得革命武裝和革命戰爭的重要性。他認為國民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革命的領袖就該是國民黨，就該是資產階級；國民革命的成功，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勝利。他公然宣稱共產黨是在野黨，自願地把革命和軍隊的領導權讓給蔣介石。陳獨秀的追隨者又是左右手的彭述之，善於體察陳獨秀的意圖，發揮陳獨秀的論點。當北伐軍已攻克岳陽，兵臨武漢之際，竟發表文章說北伐戰爭「還不能說是革命群眾的軍事行動，只能說是接近革命民眾或為革命民眾所贊成的軍事行動」^①。在彭述之看來，革命應按照宣傳、組織、武裝暴動這樣三個步驟進行，而北伐之發動似乎不合他設想的步驟。當北伐戰爭已經勝利進軍的時候，號稱共產黨的領袖，不去支持和領導，反而空談步驟，與其說是書生氣，莫如說是機會主義的愚蠢無知。陳獨秀、彭述之都看到了國民革命軍的弱點，以為共產黨對北伐戰爭不予支持，就可以防止蔣介石等右派勢力借北伐之機，擴充權力。殊不知，這樣做正是把革命戰爭的領導權、軍隊的統率權讓給了蔣介石。蔣介石利用了陳獨秀的愚蠢，擴充了軍力，奪得了經濟、政治權利，為其進行反革命政變準備了條件。

　　①《我們的北伐觀》。《嚮導》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

　　瞿秋白和不少同志一起堅持了正確的主張，對於革命武裝和北伐戰爭問題，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最早重視武裝革命的領導者之一。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後，他在4月間就著文指出：中國的問題，應當有一個「革命的解決方法，擁護平民自由的武裝革命與團結平民奮鬥的群眾運動，應當同時並進互相為用。」^①

　　①《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嚮導》第23期，1923年5月2日。

　　1925年6月，瞿秋白主編的《熱血日報》即連續發表文章，論述「解放中國與武裝平民」的問題。同年8月到10月，在《五卅後反帝國主義聯合戰線的前途》、《反奉戰爭與國民革命運動》等文章中，指出五卅運動之所以未能取得勝利，沒有真正的人民的武力，是重要原因之一。1926年1月，他在《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國民革命》一文中，根據列寧的學說，總結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的教訓，指出：「中國革命也須組織自己人民的武力，才能完全勝利。」^①同月，他在《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一文中，提出必須把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包括它的將領們「置於人民的統治及指導之下」，否則將會「弄得國民政府受軍閥的挾制操縱。」^②4月，他寫《中國革命之武裝鬥爭問題》一文，對武裝鬥爭和革命戰爭作了比較全面系統的闡述。指出「現時革命運動的中心問題，已經是實行準備革命戰爭，求於最短期間推翻中國現在的統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統治——軍閥制度。」^③軍隊是實行戰爭的工具，「中國國民革命裡極端需要革命的正式軍隊」，目前已具備建立正式革命武裝的條件，因此「需要在革命政黨的指導之下，積極從各方面下手」。要將工人、農民、小商和知識分子，編入革命軍隊，因為「只有這種革命軍，能作革命戰爭的主體。」^④

　　①《嚮導》第143期，1926年1月21日。
　　②《新青年》月刊第3期，1926年3月25日。
　　③④《新青年》月刊第4期，1926年5月25日。

　　1926年8月，國共兩黨擬議的聯席會議，準備在廣州開會。中共中央派張國燾、瞿秋白、譚平山出席會議。離開上海之前，瞿秋白在一次談話中，對於北伐戰爭中的一些問題發表了意見。8月7日，臨到啟程前夕，瞿秋白把談話整理成文，題作《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送給當時中央的機關刊物《嚮導》要求發表，被擱置不用。這篇文章比較全面地論述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對於北伐戰爭的態度，含蓄地並且善意地批評了陳獨秀反對北伐、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錯誤。文章指出：

　　第一，北伐戰爭是五卅運動和三一八慘案以後，「革命潮流之伏流昂進」的結果，「廣州政府的北伐實在是應當是北京屠殺後中國平民反守為攻的革命戰爭」。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仍然留在革命營壘中，並在革命聯合戰線中保有部分領導權。「既受赤化的震驚，又受買辦的壓迫」，為求鞏固其地位，取得與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的妥協，始終需要軍事力量，並需要通過北伐擴充自己的力量。

　　第三，小資產階級渴求革命高潮到來，對於革命戰爭「深切的感覺著需要」。它異常迅速地革命化，使「民族資產階級的指導權，已經亟亟乎殆哉了。」

　　第四，農民在五卅後奮起鬥爭，遍及廣東、湖北、湖南、直隸、山東、四川、陝西、江蘇等省。農民運動「不但反抗劣紳土豪等地主階級，而且很少接受資產階級『溫和派』改良主義的指導之可能。」農民對資產階級和蔣介石們是失望的，而寄希望於無產階級，這「足以證明無產階級爭取革命及其武裝之領導權的萬分必要」。

　　第五，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各階級，資產階級為一方，力圖利用北伐，限制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擴充自己的力量，企圖與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妥協，建立資產階級獨裁制；以無產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為一方，「不但反對軍閥買辦的專政，並且反對民族資產階級之新式的軍事專政」，確立自己在多數農民中的勢力，發展工農武裝，和一切革命派結成強大的鬥爭同盟，「建立平民專政之基礎，而且切實的開始革命軍隊與革命平民之結合」，「以建立革命的民權獨裁制為目的」。在對立雙方的鬥爭中，「無產階級正需要在革命戰爭的過程中，實行其力爭革命領袖權之鬥爭」，「如此才能保證無產階級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地位。」

　　第六，針對黨內右傾的北伐戰爭「躁進」論，瞿秋白嚴肅地指出：「革命的前途到此已開了一個新階段」，「也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革命的領袖權的緊要關鍵」。這場鬥爭「雖然還有很大的困難在前，然而始終是非常之開展，非常之有希望的。『最後的決死的鬥爭』快要臨到了；應當有堅強的革命的意志，來擔負這異常艱巨的職任。難道可以說：現時積極贊助並發動革命戰爭，便是『革命的躁進』？」^①

　　①以上引文均引自《北伐的革命戰爭之意義》。據影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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