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七江南一燕(9)

七江南一燕(9)

　　【上海大學教授】

　　1923年6月下旬，瞿秋白自廣州到達杭州，召集浙江省黨、團會議，傳達黨的三大的決議。他住在岳王村四伯父世琥家裡，與妹軼群、弟景白、堅白等團聚。四伯父此時已經罷官賦閑，經濟十分拮据。不過外面還講究一些排場。瞿秋白對四伯父禮節周到，內心也是頗為尊重的。叔侄見面後，敘談一切，親切歡暢。瞿秋白談他兩年中在蘇俄的見聞，解衣揮汗，興致盎然；雖然是大熱的天氣，會意者都有滌塵解惑，俗念俱除之感。當然，家中大部分親友對於這位從外國回來的人不免覺得新奇，也有些不解，無從交流各自的思想。這引起瞿秋白的沉思：「大家庭崩壞而小家庭的社會基礎還沒有」，「宗法社會的舊觀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①

　　①《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213—21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在杭州，瞿秋白去拜訪了胡適。胡適是4月間由北京來到杭州煙霞洞療養的。這一年，胡適三十三歲，在政治上他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但在學術界已是海內聞名，頗有聲望的學者。瞿秋白來訪，使他對這位年青的學者，也很看重。他囑瞿秋白到上海商務印書館，謀一個編輯的位子，做些學問。這一建議，與他提倡的「整理國故」，似乎不無關係。7月中旬，瞿秋白回到上海，與商務印書館聯繫，得到的答覆是：「容納（各雜誌）稿子並編小百科叢書以及譯著」^①。對這件工作，瞿秋白寫信告訴胡適：「假使為我個人生活，那正可以借此靜心研究翻譯，一則養了身體，二則事專而供獻於社會的東西可精密謹慎些。」^②但是瞿秋白沒有接受商務印書館的工作，他後來以「此等入款『遠下濟近』」，「未必夠『家』裡的用」^③為理由，推掉了這個差事。所謂家用，只是托詞，因為瞿秋白從杭州回到上海後，經李大釗的推薦，已決定到由國共兩黨黨員合辦的上海大學去工作了，而那裡的薪俸是極薄的。8月，瞿秋白到南京東南大學，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會議有劉仁靜、鄧中夏、李求實、惲代英、施複亮等，代表共有三十多人。會議著重討論了貫徹執行中共三大關於國共合作的方針。對於青年團員是否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會議發生了爭論，劉仁靜不贊成加入，瞿秋白、施複亮贊成加入，並說服了大家，最後決定青年團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案。

　　①②③《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21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團的二大閉幕，瞿秋白返抵上海，就積極參加籌辦上海大學的工作。

　　上海大學是在國共合作的呼聲中，在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於1922年10月，由上海私立東南高等專科師範學校改組成立並發展起來的。東南高師原有國文、英文及美術專修科和附中。創辦人校長王理堂。學生約一百六十人。學校設備簡陋，教師缺乏，並且多不稱職。學生中很多人受過五四運動洗禮，極不滿意學校現狀。由學生會向校方交涉，無效。校長竟攜學生繳納的學膳費去東京留學，使學生忍無可忍。於是組織十人團為核心，決定驅逐前校長，改組學校，推舉一位有革命聲望的人擔任校長，辦一所革命的大學。十人團擬在陳獨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延請一位任校長。學生對三人素不相識，僅慕其名而已。經多方探詢，得知陳獨秀行蹤不定，章太炎意志消沉，而于右任自這年8月因靖國軍失敗，從陝西到上海後，發表過救國須先從教育入手的言論，於是決定請于來擔任校長。與此同時，學生還找到共產黨，要黨來接辦這所學校。中共中央考慮，以請國民黨出面主辦，於學校的發展更為有利，而且籌款也方便些，請學生即派代表邀于右任出任校長。其時，一部分國民黨人因廣東陳炯明叛變，革命遭到挫折，轉而謀求在教育方面尋找陣地，培養幹部人才。所以，當學生敦請于右任出任校長時，邵力子、柏文蔚、楊杏佛、柳亞子都極力促駕。于右任答應出任校長，同時建議改校名為上海大學。于右任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靖國軍總司令，他贊同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他打算把上海大學的活動，納入國民革命的政治軌道，曾對上海大學學生們演講，說「今後要製造炸彈、地雷，不僅在中國落地開花，還要炸得全世界開花結果」^①。但他苦於沒有辦學經驗，因此寄「厚望」于共產黨人。^②1923年4月，李大釗到上海。于與李是老朋友，私交很好。于右任、邵力子在福州路同興樓菜館邀約李大釗、張繼赴宴，專門商談上海大學校務，請他們予以協助^③。張繼表示願去南洋募捐，後來學校開歡送會，但他言而無信，並未南行。李大釗介紹鄧中夏（安石）出任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鄧中夏到校視事不久，瞿秋白就來了，先任學務長，後任社會學系主任。8月8日，上海大學全體教職員在一江春聚宴，校長于右任主持推定學校最高議事機構評議會，鄧中夏、瞿秋白、葉楚傖、陳望道、邵力子、陳德征等九人被推為評議員。同年12月改評議會為行政委員會，瞿秋白等八人為委員。1924年2月，行政委員會召開第二、三次會議，瞿秋白先後被推定擔任上海大學叢書審查會委員、經濟學系籌備員等職。

　　①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
　　②于右任《國民黨與社會黨》。《東方雜誌》第二十周年紀念專號，1924年1月出版。
　　③《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214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上海大學創建伊始，百事待舉，而又窮之又窮，是一個道地的弄堂大學。瞿秋白到此任事，決意把學校辦好。他在1923年7月30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到這一點：「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負些責任。我有一點意見，已經做了一篇文章寄給平伯。平伯見先生時，想必要談起的。我們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①信中所說的文章，是指他寫於7月23日的《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已經寄給了《民國日報》編輯俞平伯。

　　①上海《黨史資料叢刊》，1980年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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