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七江南一燕(7)

七江南一燕(7)

　　【積極推動國共合作】

　　在共產國際和列寧的關注和指導下，從1922年夏秋開始醞釀的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隨著1923年二七慘案的發生，加快了前進的步伐。血的教訓使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懂得，要取得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不能由工人階級孤軍奮戰，而必須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結成廣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統一戰線。以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也從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高潮中，看到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偉大力量，堅定了同共產黨合作的願望。瞿秋白積極地投入到促進國共合作迅速實現的理論和實際活動中去。4月25日，他在《中國之地方政治與封建制度》一文中寫道：「孫中山氏是中國民主派的先鋒，屢次嘗著依賴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覺悟平民群眾之能力：『平民有罷工罷市拒納租稅撤回代表之能力』」。

　　「勞工階級在知識上或者因為替人家作牛馬沒功夫求學，比資產階級的文化程度差些；然而他在『社會的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的政治覺悟高得多呢。」^①

　　①《嚮導》，第23期。

　　國共合作的春風，給中國革命帶來了蓬勃生機。1923年1月，《中國國民黨宣言》發表，特別強調了人民群眾的作用，它指出：「今日革命，則立於民眾之地位，而為之嚮導」，革命事業「由民眾發之，亦由民眾成之」。與此同時，公佈了《中國國民黨黨綱》和《中國國民黨總章》，這表明國民黨改組工作已有了進展。當然，還有很多不足。但是，孫中山已下了決心，必須把改組工作付諸施行。

　　在共產黨方面，為了正式討論和決定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等問題，決定召開黨的代表大會。1923年6月中旬，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這次大會以決定實行國共合作、為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論上策略上的準備，而載入中國革命史冊。在大會正式開會前，舉行了預備會議，議決分工起草黨綱、黨章和各項決議案。瞿秋白主持起草了黨綱草案。大會以共產國際于同年1月通過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係問題的決議》為依據，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三大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的民主主義立場，也正確地估計了將國民黨改造成為四個階級（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的可能性。決定和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幫助把國民黨改組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

　　共產黨員是否加入國民黨？成為三大討論的中心議題。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觀點，片面地強調共產黨的組織獨立和政治批評自由，而低估了國民黨的革命作用，錯誤地認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將會導致共產黨的腐化，喪失獨立性，因而反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瞿秋白、陳獨秀、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不同意張國燾等人的意見，贊成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

　　瞿秋白與張國燾之間的分歧，主要是兩個問題：第一，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當時全黨對反帝問題沒有原則的分歧，而對國內階級結構的分析上，張國燾誇大中國資本主義的力量，忽視和低估封建主義的勢力，只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從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敵友；瞿秋白充分估計了封建制度的統治，把反對封建主義的鬥爭作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說，中國民主革命既要反對帝國主義，也要反對封建主義。第二，關於聯合的對象。張國燾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革命的，所以無產階級只能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瞿秋白則認為中國目前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以要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

　　在關於國共合作的策略問題上，瞿秋白又與陳獨秀的意見相反。陳獨秀雖遵照共產國際指示贊成國共合作，但他從「二次革命論」出發，片面誇大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力量，輕視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作用，忽視和放棄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他從這種觀點出發，對於瞿秋白主持起草的三大黨綱草案作了不正確的修改。三年後，瞿秋白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文中回憶說：

　　第三次大會的黨綱，是我起草的，但是大會之後，獨秀同志義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點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因為其餘的階級……」——改為「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因為其餘階級……」之下還加了一句「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全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促醒農民階級，與之聯合，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我現在這種聲明並非要標明獨秀同志的錯誤，而是要客觀的研究過去錯誤的來源……當時確有一派同志，無意之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

　　陳獨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輩長者，一位是後起之秀。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大學旁聽過當時已蜚聲海內的陳獨秀的講課，同時又是陳主編的《新青年》的熱心讀者。1922年底，陳獨秀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到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擔任他的譯員。瞿秋白回國後，陳獨秀讓他主編《新青年》季刊，對他很器重。然而，兩個人竟是那樣的不同：一個是從法蘭西革命的角度觀察中國社會，以「二次革命論」來指導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個則是直接從列寧的故鄉學得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試圖把它運用於剖析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社會和階級、革命對象和革命動力；制定中國革命的戰略和策略。這樣，兩個革命者的革命觀，自然會發生分歧。

　　幾乎與「三大」召開的同時，《新青年》季刊和《前鋒》聯袂問世。瞿秋白撰寫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國的真革命，乃獨有勞動階級方能擔負此等偉大使命。中國社會中近年來已有無數事實，足以證明此種現象，——即使資產階級的革命亦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何況資產階級其勢必半途而輟，失節自賣，真正的解放中國，終究是勞動階級的事業。

　　陳獨秀為《前鋒》撰寫的《本報露布》聲明：

　　我們認定國民運動（即國民革命——引者）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是備受壓迫過困苦生活的全中國人民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只願當前鋒，只願打頭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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