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七江南一燕(4)

七江南一燕(4)

　　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呈現著各種社會因素迅速分化、形成和重新組合的迷離複雜的狀態，如何透過現象，把握本質，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瞿秋白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首先從經濟領域，即從帝國主義侵略製造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入手，來觀察和探索中國社會。他指出中國的資本主義主要不是原來經濟關係的產物，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適應外國帝國主義，而不適應中國的經濟生活，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客觀上勢必成為帝國主義的對抗力。中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具有特異性，分成「官僚資產階級」和「新興工業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勾結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出賣中國獨立和主權，造成官僚軍閥割據局面，破壞民族經濟的發展，是革命的敵人。民族資產階級既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制束縛，又不能不依賴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因而有革命性，又有妥協動搖性。這就決定了這個階級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沒有前途的。中國國民革命的重任，就不能不由無產階級承擔了。

　　瞿秋白把握了時代特點，把握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特異性，在1923年就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無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應當而且必然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黨的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綱領，但未解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二大以後黨內許多同志都在探索這個問題。瞿秋白最先提出並闡述了這個問題。1923年2月，他指出：「務使最易組織最有戰鬥力之無產階級，在一切反抗舊社會制度的運動中，取得指導者的地位，在無產階級之中則共產黨取得指導者的地位。」^①無產階級應當以自己為主體，聯合一切勞動群眾（農民、小資產階級等），「以事實，以行動，以實際經驗，包羅一切種種革命派之要求，導之向真革命，而後能有實力作戰；——如此，方能顛覆資產階級的統治。此種革命的總原則，當於實際的環境中，察社會內之變象隨時隨地以具體的口號運用之。」^②隨後，在他所起草的三大黨綱、《新青年之新宣言》和《自民權主義至社會主義》等文中，又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思想。他說，「中國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實在要求資產階級式的革命；同時此種絕對資產階級性的所謂『民族民主革命』卻非借重國際的及國內的無產階級不可。獨有無產階級能為直接行動，能徹底革命，掃除中國資本主義的兩大障礙；就是以勞工階級的方法行國民革命。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於指導權」^③。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1期，1923年6月25日。
　　③《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瞿秋白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是和他對於中國農村經濟和農民狀況的研究分不開的。他指出，農業經濟是中國的主要生產事業，農民是中國經濟生命的主體。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億萬「可憐的中國農民，尤其是佃農，受著外國，督軍警吏土豪大田主籌四五重的壓迫，田也種不成了，飯也吃不飽了，妻兒男女也養不活了……真是上天無路下地無門」^①。他們要活就要反抗官府。基於對中國封建宗法制的深刻透徹的認識，他對農民問題傾注了極大的注意力，他是黨的最早認識農民問題重要性的領袖之一。早在1922年3月，他在莫斯科時就根據俄國革命經驗，提出：「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農民的輔助，不能有尺寸功效」。^②回國以後，他明確指出，農民是國民革命的基本力量，國民革命，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③。但是，「農民受了千百餘年精神上物質上的剝削，頭腦裡只有水滸式的『官逼民反』，而沒有結合城市勞工為正當的群眾組織及群眾運動。」^④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喚起他們的覺悟，並解決其土地問題，「才有真正的民治運動，才能推翻軍閥，解放中國」^⑤。

　　①《嚮導》第35期，1923年8月8日。
　　②《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4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③三大黨綱草案（1923年8月起草）。《六大以前》第698頁。
　　④⑤《嚮導》第35期，1923年8月8日。

　　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基礎上，為帝國主義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服務的。瞿秋白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政治上的結果，是給中國製造了現代式的軍閥政府。民元以後，各派軍閥的上臺和下臺，割據和混戰，以及數不清的政變、毀法、制憲、賄選等種種政治鬥爭，都是封建的分散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侵略政策的必然產物。這就是中國社會動盪紛亂和人民極端痛苦的政治根源。瞿秋白根據對中國社會政治的剖析，指出在中國幻想依靠國會、立憲等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必須革命。

　　到1923年秋，瞿秋白已經形成這樣的革命指導思想：「無產階級應當引導最大多數的農民、小商，行民主革命到底，而以嚴厲手段鎮服君主派或軍閥派的反動，並且預防資產階級的畏怯。」^①在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斷然的要求無產階級政黨之階級的獨立」^②，「參加並促進國民革命，是現在中國無產階級的職任」^③。瞿秋白進一步指出，「中國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如此的去參加民主主義的群眾政治總運動，並勞工階級的經濟運動，絕不使政治經濟相離，他那時必定能成群眾的政黨。」^④「於這一過程中世界的社會革命同時必努力提攜中國的國民運動；中國國民運動裡的最大多數的社會力量因之可以急速的長成，而與世界社會革命結合。不論這中間要經多少波折，革命與反革命互相激蕩，而結果那最終的勝利必定在世界及國內的無產階級。」^⑤

　　①②③④⑤《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

　　文化思想是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瞿秋白在觀察和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和社會政治的同時，始終把目光緊緊盯住中國社會的文化思想領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引起了形形色色的反馬克思主義者的攻擊，梁啟超、章士釗、梁漱溟、張君勱、丁文江、胡適、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拋出各種各樣的理論，誘惑青年，企圖把歷史引向歧途。面對這種攻擊，瞿秋白總是站在前列，進行堅決的鬥爭。他說：「這不但是中國無產階級最高之命令，不能不服從，而且是中國民族——國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說我喜歡得罪偉人，那麼，我可以順便在這裡『道歉』一聲，只好根據于孔夫子的聖經賢傳，說聲『大義滅親』了！況且我這些文章公佈已久，從不看見他們公開的直接的答覆，足見已是理屈辭窮，不敢接受我的挑戰。」^①

　　①《瞿秋白選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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