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四改造社會的呼聲(5)

四改造社會的呼聲(5)

　　在階級社會裡，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人欲橫流，道德敗壞，到處是卑污、無恥、墮落和罪惡。對於這樣的社會現實，是不能無動於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會人生的道德問題上，這時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滿意的答案。這是他以往對於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等問題的探索的繼續。但是，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靈的了悟，而力求將這些問題作為社會總體的一部分來加以剖析。他認為，社會之「所謂功德，所謂罪惡，都是以時以地而不同的；時代不同，所謂功德罪惡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謂功德罪惡也不同。」^①但是，功德罪惡應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標準」，這「就是『愛』——偉大的絕對的愛」^②。基於這種「絕對的愛」的道德標準，瞿秋白尖銳地指出了社會現實的罪惡：「個人的行為，有害於社會，而不愛社會的，象軍人，政客，英雄，聖賢，匪人的行為，能擴大而漸變成一種社會共同習慣的，固然是罪惡。社會的影響（社會的組織，社會的制度）有害於個人，而不愛個人的，象某種社會制度，能造成國際間陰謀的政客，專橫的武士，強暴的資本家，貪污的官吏，淫蕩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遊民，虛偽的人，欺詐的人，因而發生國際間的侵略，民族間的嫉妒，階級間的恐怖，友誼間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體上的痛苦，種種惡劣的影響，也未始不是罪惡。」^③瞿秋白的道德標準，究竟是什麼性質呢？質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兩重性。瞿秋白所說的「絕對的愛」的道德標準，具有超歷史的、超階級的、永恆的色彩，因而可以說它不是唯物主義，而是唯心主義的。但是，道德確有客觀標準，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在歷史上人們的行為凡是有利於社會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這是唯物主義的道德觀。在這裡，瞿秋白論證的重點不是抽象的「愛」。當他根據這個標準將「聖賢」和「匪人」並列為社會的蠹蟲時，就揭穿了傳統的「聖賢之道」的虛偽，特別是他將舊世界的種種罪惡——武人的專橫、官吏的貪污、資本家的橫暴——作為整體的現象加以考察，並把他們的罪惡行為形成的原因歸結為社會制度時，就由批判意識形態範疇的道德觀念延伸為對整個舊世界的宣戰了。這就使他的道德觀具有了某些辯證唯物主義的因素。當然，瞿秋白的這種二元因素的道德觀是可變的：後退，可以墮入唯心主義的泥淖；前進，則將邁入馬克思主義的行列。

　　①②③《社會與罪惡》。《新社會》第13號，1920年3月1日。

　　【《人道》月刊】

　　時勢的發展，時代的進步，以及自覺地順應時勢發展的潮流，追隨時代進步的步伐的政治態度，是瞿秋白思想發展的決定因素。中國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馬克思主義真正廣泛地傳播起來，馬克思學說的研究團體開始出現。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瞿秋白加入其中，開始研究科學的社會主義。8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在上海出版。受到馬克思主義學說初步洗禮之後的瞿秋白，在對於社會改造的認識上，有了新的進展。這年年初，李大釗在《星期評論》新年號上發表《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一文，介紹了空想社會主義在美國的試驗與破產。瞿秋白讀後，立即寫了《讀〈美利堅之宗教新村運動〉》一文，指出美國許多罷工的發生，說明了「階級間調和不下的現象」。他把馬克思派稱之為「歷史派」，說在美國國內被大肆搜捕的布爾什維克黨，「都是歷史派的運動」。馬克思派的活動是大有前途的，「勝敗雖然一時分不出來；這種趨勢是很明瞭的——世界的進步著著向著社會主義發展，一步失敗就有一步成功；終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國小部分的改革。」^①新村運動的興起，是信奉空想社會主義的某些社會改革者不滿社會的黑暗，幻想逃避現實，企圖在不觸動反動統治的條件下，去另創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實驗區。這種空想的社會改良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因而它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稱之為「新式理想的『桃園』」，指出「他們失敗的原因本來不是『社會主義』的缺點，正為著『非社會主義』所以會衰落失敗」^②。

　　①②《新社會》第9號，1920年1月21日。

　　1920年4月以後，《新社會》第十七、十八、十九號，連續出版了三期《勞動專號》，介紹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罷工鬥爭，研究了中國的勞動問題，提出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資本家的雇傭勞動制度，等等。瞿秋白在這三期上，發表了《誰的利器》、《付過工錢之後》（法國都德作，譯文）、《勞動的福音》、《伯伯爾之泛勞動主義觀》、《世界的新勞動節……中國的新勞動節》等文章，介紹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私有制和國家的產生和消亡的學說；改變資本為公有才能創立社會的新基礎^①。他指出要創造新社會，必須實行「激烈的改革運動——革命——根本的改造」^②。他讚揚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倍倍爾「是實際的改革者」^③，表現了他對於馬克思主義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經深受託爾斯泰主義的思想影響，這時，他已經認識到托爾斯泰思想的謬誤。他指出：「托爾斯泰的學說，大概是消極的、破壞的、批評的性質居多，而積極的、建設的、討論的性質較少」^④。托爾斯泰「想以模範的宣教改革社會」，這是「托爾斯泰的謬誤」^⑤。人類的貧困和罪惡，不再是以「絕對的愛」作為「永久的固定的標準」，而是「因為資產階級的掠奪」造成的。只有馬克思主義的激烈的革命，進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滅資產階級的壟斷精神財富。無疑，這是對他自己曾經服膺的所謂文化、教育救國論唯心思想的否定和批判。

　　①伯伯爾：《社會之社會化》。《改造》第3卷第4期，1920年2月。
　　②③《伯伯爾之泛勞動主義觀》。《新社會》第18號，1920年4月21日。
　　④⑤《托爾斯泰的婦女觀》（1920年2月12日）。《婦女評論》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從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需要有一個過渡；現在，瞿秋白剛剛開始了這個過渡。

　　五四以後，社團繁興，刊物蜂起，《新社會》是其中有較大影響的進步刊物之一，遠在四川、廣西、廣東、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邊陲地區，都有它的讀者。正因為這樣，《新社會》是不能見容於舊勢力的，1920年5月1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時，終於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後來記述當時的情形說：「我們中當時固然沒有真正的『社會黨』，然而中國政府，舊派的垂死的死神，見著『外國的貨色』——『社會』兩個字，就嚇得頭暈眼花，一概認為『過激派』，『布爾塞維克』，『洪水猛獸』，——於是我們的《新社會》就被警察廳封閉了。這也是一種奇異現象，社會思想的變態：一方面走得極前，一方面落得極後」^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新社會》被封閉，於是有《人道》繼起創刊^②。時間是1920年8月5日，距《新社會》被封只有三個月零五天。《人道》仍舊以「北京社會實進會」的名義發行，負責編輯工作的還是《新社會》的編輯班底。這時社會實進會的職員經過改選，瞿世英當選為職員部的會長。董事部則新增入一批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陳長蘅、馬名海等人。職員部下屬的編輯部部長是鄭振鐸，副部長是許地山，《人道》的編輯負責人當然也是鄭振鐸。《人道》創刊號上登有啟事說：「本刊是由《新社會》旬刊改組的，凡以前訂閱《新社會》沒有滿期的人，都繼續以本刊補足。」可見，《人道》在事實上是《新社會》的延續。

　　②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說：「《新社會》旬刊被禁止出版後，討論要出版一個『月刊』時，我就主張定名為《人道》月刊。秋白當時表示不贊成這個名稱。他的見解是正確的，鮮明的。」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中也說：「《人道》和《新社會》的傾向已經不大相同。——要求社會問題唯心的解決。振鐸的傾向最明瞭，我的辯論也就不足為重；唯物史觀的意義反正當時大家都不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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