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四改造社會的呼聲(4)

四改造社會的呼聲(4)

　　當時，有一些對社會現實感到極度悲觀失望的青年自殺身死，北京大學學生林德揚就是其中的一個。林德揚曾經是五四愛國運動中的積極參加者，一貫熱心於國事，他的自殺成為轟動知識界的一件大事。瞿秋白為此寫了評論文章《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自殺》和《社會運動的犧牲者》。他透徹地分析了這類青年自殺的原因，是由於他們對社會現實的認識不足，他說：「五四運動是中國國民性估價的時候，平時看不出的品性一時都暴露出來了。在這時期，許多青年竭力往前奮鬥，就發見了種種惡現象，受了幾次幾番的挫折，真有人要自殺，也真有人徹底覺悟。」^①何以要自殺呢？他們把社會改造事業看得太容易，一遇挫折，便喪失信心，以至於悲觀、失望、頹唐，走向自殺之路。這是舊社會的罪惡：「大凡一個舊社會用他的無上威權——宗教，制度，習慣，風俗……造成了精神上身體上的牢獄，把一切都錮閉住了。當時的人絕不覺著不自由的痛苦，倒也忘其所以，悠游自在。一旦這個牢獄破壞了，牢獄的牆上開了一個洞，在裡面的人可以看得見外面，他心裡就起一種羡慕的心，頓時覺得自己處的地位沒有一處是適意的合理的，可是他又不能出去，心是在外面，身體是在裡面，那真一刻多不能容忍，簡直是手足無措了。沒有辦法，只有撞殺在牢獄裡。」^②瞿秋白對自殺者的「急激的嫉俗思想」，「熱烈的感情」表示了同情，他說：「願意犧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絕對不肯犧牲的東西……他的積極的懷疑心，他們絕對不能犧牲他們的人格——才能去犧牲。」^③但是，自殺者毀滅自己肉體的行為是不可取的，而應該把這種犧牲的決心和勇氣變為隨時解剖自己、揚棄自身弱點和缺點的行動。這種解剖、揚棄是不易辦到的，只有抱定為社會新生而犧牲一切的人，才會做到。可以說，這也是一種「自殺」。對此，瞿秋白寫道：「你不能不自殺，你應該自殺，你應該天天自殺，時時刻刻自殺」^④。在文章中，瞿秋白批評了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所謂「青年自殺，足以表現中國人心氣薄弱」和羅家倫所謂「有條件自殺」的錯誤主張。他指出，覺醒了的青年，應該在奮鬥中去鍛煉，經受戰鬥的考驗。激憤憂時，急於改革，這種願望絕不可無。奮鬥是一樁苦事，但奮鬥中蘊含著無窮的樂趣。林德揚的自殺「就是他沒有覺著困難中的樂趣。困難越多，樂趣也越多。我們預備著受痛苦，曆困難。痛苦就是快樂，快樂就在困難中。我們不預備受痛苦，曆困難，痛苦也就越多，困難也就越多。」^⑤自信自強，樂觀開朗，這是瞿秋白對於精神境界的一種異於過去的自我新認識，並用來激勵別人，應該說這是他的世界觀、人生觀的一個了不起的進步，儘管這個進步還是初步的，有時是不穩定的。瞿秋白指出，信念堅定而又充滿著生氣的先進青年，是不會感到「精疲力盡」的。他說：「我們覺悟之後就去奮鬥，先要深信社會的確可以改良，一步一步的做去。如其沒有顯然的成效，只是藥不對症，沒有不治之病。我們要抱著樂觀去奮鬥。我們往前一步，就是進步。不要存在著憤激之心、固執的空想，要細心去觀察社會的病源。我們於熱烈的感情以外，還要有沉靜的研究，於痛苦困難之中，還要領會他的樂趣。自殺的動機，只是覺悟的第一步，並非就是覺悟，以後的樂趣還多得很。林德揚又何必自殺呢？」^⑥瞿秋白向青年朋友們呼籲：「青年呵！……不要叫社會殺你，不要叫你殺了社會，不要叫社會自殺……你要在舊宗教，舊制度，舊思想的舊社會裡殺出一條血路，在這暮氣沉沉的舊世界裡放出萬丈光焰」^⑦。

　　①②《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晨報》1919年12月3日。
　　③《社會運動的犧牲者》。《新社會》第8號，1920年1月11日。
　　④《自殺》。《新社會》第5號，1919年12月11日。
　　⑤⑥《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晨報》1919年12月3日。
　　⑦《自殺》。《新社會》第5號，1919年12月11日。

　　在探索社會改造問題的過程中，瞿秋白十分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這一時期，他先後寫了《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告婦女文》及《答論駁「告婦女」書之節錄》（譯文，托爾斯泰作）、《托爾斯泰的婦女觀》、《無產階級運動中之婦女》譯文等，分別發表於《新社會》、《解放與改造》、蘇州《婦女評論》等刊物上。他指出：「許許多多精神上的桎梏——綱常，禮教，家庭制度，社會組織，男女相對的觀念——造成這樣一個精神的牢獄把他們監禁起來」，「這全是舊宗教，舊學說，舊社會造出來的罪惡」^①。

　　①《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新社會》第7號，1920年1月1日。

　　有一天，瞿秋白去看一位朋友。他在朋友的書案上翻閱吳梅村詞，那位朋友指著一首閨情詞《浣溪沙》中的「慣猜閒事為聰明」句，說：「這一首就只這一句好。」一個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的富家女子，終日揣摸猜度閒事，別人卻把這看作是聰明，這是多麼可悲！瞿秋白問道：「好可是好，你看了不害怕麼？不難受麼？」問得那位朋友不知怎樣回答，因為他不明白這是可悲的事。瞿秋白告訴他說：「這首詞，這樣的詩詞、文章、戲劇，就是女子牢獄裡的寫照。文學家不為已經從牢獄中逃出來的婦女寫照，卻只是寫這些獄中女子的情形，為什麼？」他憤慨地問道：「文學家既然有這樣細膩的文心，為什麼不想一想，天下有許多『慣猜閒事為聰明』的女子，就有許多手足胼胝還吃不飽肚子的人。」他沉痛地說：「你瞧！這樣一張手銬腳鐐釘著的女犯的相片！怎麼不害怕，怎麼不難受？可憐不可憐！」瞿秋白指出，詩、詞、小說、戲劇，具有支配社會心理的力量。文學家們讚揚什麼，反對什麼，對於社會，對於讀者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現在文學家應當大大注意這一點」，「這是現在文學家的責任呵！」^①買賣婚姻對青年男女是嚴重的束縛和殘酷的壓迫。瞿秋白深刻地揭示了這種摧殘人性的舊式婚姻，是由舊制度、舊道德、舊習慣造成的。「家庭制度的根本，就是婚姻。中國舊式的買賣婚姻，現在還是盛行，所改換的不過一點形式。社會習慣的壓力，非常之大，然而既謂之壓力，必定是不自然的，於是一遇著罅隙，就要橫決。這時候就很容易發生許多不正當婚姻。」^②應該用新式的婚姻代替舊式的婚姻，新式婚姻必須以男女雙方間的精神上的和諧即相愛相知為基礎。瞿秋白十分讚賞托爾斯泰曾經引述的馬志尼的如下的話：「男子和女子——琴上的兩個音符，沒有這兩個音符，人類的心靈，好象琴上的弦，永不會正確，也不會和諧。男女真正的、堅定的結合——只在於精神上的關係。［只有］性別上的關係而沒有精神上的關係——那是夫婦雙方痛苦的起因。」^③

　　①《小小一個問題——婦女解放的問題》。《新社會》第7號，1920年1月1日。
　　②《中國知識階級的家庭》。《新社會》第2號，1919年11月11日。
　　③《托爾斯泰的婦女觀》（1920年2月12日）。蘇州《婦女評論》第2卷第2期，192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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