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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改造社會的呼聲(2)


  【《新社會》旬刊】

  《新社會》編輯部成員,是在五四運動中集結起來的幾個青年。他們是瞿秋白、耿濟之、鄭振鐸、許地山、瞿世英(菊農,瞿秋白的遠房叔叔)。編輯部設在青年會,由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瞿世英負責撰稿和編輯,鄭振鐸負責集稿、校對和跑印刷所。發行所設在南方匠營,由青年會的一位學習幹事孔某擔任經理。

  ①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12期。

  1919年11月1日,《新社會》創刊,《發刊詞》說:

  中國舊社會的黑暗,是到了極點了!他的應該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但是我們應該向那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麼?我們應該怎樣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態度,是怎麼樣的呢?……我們是向著德莫克拉西一方面的改造中國的舊社會的。我們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創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

  「沒有一切階級」的自由平等,這顯然是對存在著階級對立、階級壓迫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否定;它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了。恩格斯曾經說過:現代社會主義「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展。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新社會》的編者們,當時似乎還不瞭解德莫克拉西(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本質,而把它當作和社會主義互相滲透、互為補充的概念並賦予了新的內容。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本第3卷,第56頁。

  德莫克拉西和社會主義這兩個概念的混淆和延伸,既說明了當時知識界的思想混亂,也反映了眾多的知識分子追求進步的新面貌。曾經身歷其境的瞿秋白對於當時思想界的這種狀況作了深刻生動的論述:

  中國社會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變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棲棲皇皇寢食不安的樣子,究竟為什麼?無非是社會生活不安的反動。反動初起的時候,群流並進,集中於「舊」思想學術制度,作勇猛的攻擊。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爭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潛伏的矛盾點——歷史上學術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漸漸發現出來,於是思潮的趨向就不象當初那樣簡單了。政治上:雖經過了十年前的一次革命,成立了一個括弧內的「民國」,而德莫克拉西(ladémocratie)一個字到十年後再發現。西歐已成重新估定價值的問題,中國卻還很新鮮,人人樂道,津津有味。這是一方面。別一方面呢,根據於中國歷史上的無政府狀態的統治之意義,與現存的非集權的暴政之反動,又激起一種思想,迎受「社會主義」的學說,其實帶著無政府主義的色彩——如托爾斯泰派之宣傳等。或者更進一步,簡直聲言無政府主義。於是「德莫克拉西」和「社會主義」有時相攻擊,有時相調和。實際上這兩個字的意義,在現在中國學術界裡自有他們特別的解釋,並沒有與現代術語——歐美思想界之所謂德莫克拉西,所謂社會主義——相同之點。由科學的術語上看來,中國社會思想雖確有進步,還沒有免掉模糊影響的弊病。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9—3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這種「模糊影響的弊病」,在《新社會》旬刊中找得到明顯的表現。同一個《發刊詞》,當它按觸到對於舊社會「怎樣改造」、「改造的手段」時,就立刻退到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軌道上去了。《發刊詞》寫道:「我們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數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俗改造起來;是漸進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運動;是切實的——一邊啟發他們的解放心理,一邊增加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的道德觀念。我們改造的態度,……是誠懇的——以博愛的精神,懇切的言論為感化之具。總括起來說,我們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考察舊社會的壞處,以和平的、實踐的方法,從事於改造的運動,以期實現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

  包括瞿秋白在內的《新社會》同人的這些「社會改造」的主張,明顯地帶有歷史唯心主義和改良主義的色彩,而與歷史唯物主義和社會主義背道而馳。他們同當時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一個錯誤的認識一樣,就是把社會改造歸結為「思想」、「道德」、「習俗」等等方面的改造,似乎只要通過知識界對勞動群眾施以「啟發」、「感化」、「教育」,等到大多數人民的思想都按照少數先進人物的意圖而改造好以後,理想社會的天堂就在中國的土地上出現了。

  在《新社會》的同人中,瞿秋白進行寫作、譯著是很勤奮的,數量也很可觀。每一期幾乎都載有他的文章,這些文章所表達的思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頗為引人注目的。從《新社會》創刊到停刊,前後半年時間,他發表在該刊上的文章(包括譯文)共二十二篇。鄭振鐸後來回憶說:「每個星期天早上,我都到秋白那裡去一次,有時,濟之也同去。我們到秋白家裡時,他常常還不曾起床,抽著香煙擁被而坐,不時的咳嗽著,臉色很蒼白。我們很為他的身體擔憂。但一談起話,他便興奮起來。帶著濃厚常州口音的國語清晰而有條理的分析著事理。他的稿子總寫得很乾淨,不大塗改,而且是結實,有內容。我一進屋子,他便指著書桌上放著的幾張紅格稿紙,說道:『已經寫好了,昨夜寫得很晚。你看看,好用麼?』他在那個時候,已經習慣了在深夜寫作了。」

  ①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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