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四改造社會的呼聲

四改造社會的呼聲(1)

　　【北京社會實進會】

　　參加五四運動，在瞿秋白思想發展的里程中是一個新的起點：他開始衝破個人孤獨的、滿足于心靈探索的壁牢，懷著高度的愛國熱忱，投入了千百萬人民群眾參加的愛國反帝鬥爭。兩次被捕的拘禁生活，使他看到了，並且親身感受到了中國社會的黑暗壓迫與嚮往光明的人們所進行的反抗鬥爭；開始認識到中國迫切需要變革，中國需要步入新時代。他說：

　　我們處於社會生活之中，還只知道社會中了無名毒症，不知道怎樣醫治，——學生運動的意義是如此，——單由自己的體驗，那不安的感覺再也藏不住了。

　　有「變」的要求，就突然暴發，暫且先與社會以一震驚的激刺，——克魯撲德金說：一次暴動勝於數千百萬冊書報。同時經八九年中國社會現象的反動，《新青年》

　　《新潮》所表現的思潮變動，趁著學生運動中社會心理的傾向，起翻天的巨浪，搖盪全中國。^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5—2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走資本主義道路，不過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幻夢；在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和壓迫下，這個幻夢註定要破滅。中國若要實現民族的獨立，實現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和文化勃興，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中國封建軍閥的統治，而為達到這個目的，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必須尋求新的指導思想，即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觀的指導；那麼，這個新的人生觀和新的信仰究竟趨向於什麼呢？瞿秋白說：

　　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學生運動的引子，山東問題，本來就包括在這裡。工業先進國的現代問題是資本主義，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國主義，所以學生運動倏然一變而傾向於社會主義，就是這個原因。況且家族農業經濟破產，舊社會組織失了他的根據地，於是社會問題更複雜了。從孔教問題，婦女問題一直到勞動問題，社會改造問題；從文字上的文學問題一直到人生觀的哲學問題；都在這一時期興起，縈繞著新時代的中國社會思想。^②

　　②同上書，第26頁。

　　偉大的五四運動使中國思想界出現了一個百家競起、異說爭鳴的生動活潑的局面，出現了學術文化領域的群星燦爛、萬木向榮的空前盛況。當時，形形色色的社團、學會、報刊如雨後春筍，蓬勃興起，各種各樣的思潮、流派、學說競相登臺，交鋒論戰。在極短暫的時間內，從政治、經濟、思想，到哲學、文學、教育；從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話文到改造中國和世界問題的大辯論，爭鳴範圍之廣泛，討論內容之豐富，鬥爭之尖銳，影響之深遠，都是中外思想史上所罕見的。五四時期百家爭鳴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外國思潮的大量湧入中國思想界。從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民主主義到當時西方帝國主義鼓吹的新康德主義、新實證主義，從蒲魯東的社會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英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到日本的武者小路篤實的新村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幾乎所有的外國思想流派都湧上了中國的政治思想舞臺。

　　五四時代的青年，站在名目繁多的「新思潮」面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百家競起、異說爭鳴的局面，抱著熱烈歡迎的態度，如饑似渴地吸收著，大膽地議論著，但他們還缺乏足夠的果敢把某一派學說當作自己唯一的旗幟，即便已經對某一家學說有所偏愛，總又企望盡可能地對各家兼收並蓄，要從各式各樣的新思潮中提取他們認為最合適最理想的材料，構制出新社會的藍圖。與同時代追求真理的青年一樣，為了使古老垂危的中國回春再造，為了使千百萬象他母親那樣的好人免遭母親那樣的厄運，為了使一切人都幸福康樂，瞿秋白重新開始了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探索。

　　在各種思潮中，瞿秋白最初是受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受託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影響的，後來又轉向於憧憬社會主義學說，然而也是朦朧的。這一點，我們從瞿秋白參與編輯的《新社會》旬刊（1919年11月1日—1920年5月1日）中可以找到明確的答案。

　　《新社會》旬刊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會附屬的北京社會實進會出面創辦的。基督教青年會會址座落在北京東城米市大街路西。這是一座素淨典雅的兩層樓房。青年會每年夏季總要召集幾百名學生到京郊的西山去舉辦夏令會，「研究宗教，商榷人生問題」。^①民國二年（1913年）舉辦夏令會時，有幾名學生感到社會腐敗，學生應當做社會服務工作，為此首先應該組織起一個團體。由西山回到北京，他們便在學生界組織了一個北京社會實進會，當時參加的會員約二百多人。同年11月開成立大會，正式制定會章，籌募經費。民國三年（1914年）夏，經北京當局批准立案，就在米市大街租定了幾間房屋，充作會所，舉辦演說會、兒童遊戲場等。此後，該會會址屢經遷移，會員人數逐漸增多。民國八年（1919年）設董事會，聘請董事十三人，內中有四五個美國人，其餘多數是曾經在歐美留過學並在社會上有些名望的人。會員以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居多，內中也有教職員和畢業生。經會員選舉產生的正副會長、會計、書啟、各部正副部長，組成職員會。1919年夏秋，青年會準備用社會實進會名義出版一本給青年閱讀的雜誌，邀請了鄭振鐸、瞿世英、瞿秋白、耿匡（濟之）等人做編輯。他們商量了幾天，決定辦一個週刊，八開本十六頁，定名《新社會》。這時，職員會長是北京大學的梁棟材，瞿世英任書啟，耿匡、鄭振鐸分任編輯部正副部長，瞿秋白在編輯部工作。學務部有會員三十二人，每週開演講會一次，請附近的勞動群眾聽講，並有露天演講團，四出演講；調查部有會員八十人，分段調查北京貧民的生活狀況，並辦學務部調查年長失學者的數目；遊藝部有會員九十人，除指導兒童遊戲外，還準備組織新劇團；編輯部有會員四十三人，編輯出版《新社會》旬刊，並準備編輯通俗叢書、通俗週刊；交際部有會員二十六人，主要從事募捐工作^②。

　　社會實進會「以聯合北京學界，從事『社會服務』，實行改良風俗為宗旨。」^③這是因為參加該會的青年學生們「眼看著社會上種種腐敗齷齪的現象，想盡著各人的責任，起來補救一番，完全抱著『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慕虛名，也不靠著『他力』。隨時有一分力量，就做一分的事業。」^④實進會既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附屬組織，其宗旨就不免帶有基督教慈善救濟事業的某些色彩。但是《新社會》旬刊在瞿秋白等人主持下，遠遠突破了實進會的「社會服務」、「改良風俗」的宗旨。

　　①《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沿革和組織》。《新社會》第1號，1919年11月1日。
　　②④《社會實進會現在的職員與各部工作的現狀》。《新社會》第6號，1919年12月21日。
　　③《北京社會實進會的沿革和組織》。《新社會》第1號，191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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