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三苦悶，求索，鬥爭(7)

三苦悶，求索，鬥爭(7)

　　對於文學與革命的關係，怎樣創造和創造什麼樣的中國新文學，瞿秋白進行了認真的思索。當時，一些朋友主張只從事文學創作或翻譯活動，不干預社會政治問題。瞿秋白不贊成朋友們的這種脫離政治的傾向。一次，他們在北京中央公園玩，談到文學與社會問題。瞿秋白認為文學不是根本的首要的變革社會的手段。一個朋友問：根本問題在哪裡？瞿秋白指著大家正在吃著的包子，幽默地答道：「根本問題在包子上面。」他主張文學工作必須從社會革命著眼。他說：「文學只是社會的反映，文學家只是社會的喉舌……中國現在的社會固然是不安極了，然而假使我們不覺著有改造的必要，本來可以不問不聞，假使我們覺著非改造不可，那麼，新文學的發見隨時隨地都可以有。」^②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頁。

　　瞿秋白對於俄國十月革命以及這次革命的巨大影響，有了明確的認識，他研究和介紹俄國文學，是為中國革命和中國文學革命服務的。他說：

　　俄羅斯文學的研究在中國卻已似極一時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國布爾什維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生出極大的變動，掀天動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響。大家要追溯他的遠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覺全世界的視線都集於俄國，都集于俄國的文學；而在中國這樣黑暗悲慘的社會裡，人都想在生活的現狀裡開闢一條新道路，聽著俄國舊社會崩裂的聲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動心。因此大家都要來討論研究俄國。於是俄國文學就成了中國文學家的目標。^①

　　瞿秋白清醒地看到了「俄國的國情，很有與中國相近的地方」^②，例如「屠格涅夫所描寫的鄉村教育的簡陋，果戈理所描寫的俄國官吏的卑鄙齷齪，都是如此」^③。瞿秋白讚揚果戈理是「俄國寫實派的第一人」^④，他的《僕禦室》在對「下流社會」細緻而又平淡的描寫中，現出社會的真相；俄國社會的惡象，在中國同樣存在。果戈理的名劇《巡按》，對俄國官場的怪現象刻劃無遺，「於平淡中含有很深的意境，還常常能與讀者以一種道德上的感動。他的藝術所以能有價值，也就如此。」^⑤

　　瞿秋白尖銳地指出：「現在中國實在很需要這種文學」，「以文學的藝術的方法變更人生觀，打破社會習慣。」^⑥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3—5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頁。
　　④⑤《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3卷，第130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⑥同上書，第1304—1305頁。

　　瞿秋白十分推崇俄國偉大作家普希金，說他的作品「藝術上高尚的意趣很能感動讀者，使作者對於貧困不幸者的憐憫之情，深入心曲。」^①瞿秋白引用果戈理的話，指出：「現在時代，俄國文學家，沒有一個人能出普希金之上的。也沒有一個人能稱為民族的文學家……普希金于俄國的天性，俄國的精神，俄國的文字，俄國的特質，表顯得如此其『清醇』，如此其『美妙』，真象山光水色，反映於明鏡之中。」^②瞿秋白指出，中國實行文學革命，創造中國的新文學，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注意中國的民族特點。「中國現在所需的文學，似乎也不單是寫實主義，也不單是新理想主義（此處專說現在人所介紹到中國來的），一兩個空名詞，三四篇直譯文章所能盡的，所以不得不離一切主義，離一切死法子，去尋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文學，應當怎樣去模仿，模仿什麼樣的，應當怎樣去創造，創造什麼樣的，才能使人人都看得懂……受得著新文學的影響，受得著新文學的感動。」^③對於果戈理評論普希金是「民族的文學家」，瞿秋白特別指出：「歌歌裡的推崇普希金，固然是杜少陵之于王、楊、盧、駱，極其佩服，而流於過分的誇獎，可是應當注意他說的『民族的文學』，國民性的表顯，所以我更希望研究文學的人，對於中國的國民性，格外注意。」^④

　　①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2—543頁。
　　④同上書，第543頁。

　　在文學譯著上，瞿秋白的工作作風，嚴謹認真，一絲不苟，他和朋友們翻譯的作品，事先都經過認真研究。他自己譯的，總要仔細校訂，反復修改，力求符合原意。朋友們譯的作品，他有時幫助修改，有時請譯者自己慎重校訂。沈穎譯了普希金的小說《驛站監察吏》，給瞿秋白看。瞿秋白很欣賞這篇小說，勸沈穎慎重修改後再發表。沈穎在這篇小說的後記中記下了這件事。

　　朋友們之間在文學觀方面，並不完全一致，甚至截然不同。瞿秋白關於文學革命的主張，沈穎不完全同意。他說瞿秋白是研究哲學的，對文學的意見不一定對。沈穎不懂得文學家的創作活動，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支配于文學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沒有任何哲學觀點的文學家是不存在的。鄭振鐸熱烈主張「文學為人生」。它比「為藝術而藝術」是一大進步，但他所為的人生僅限於知識分子的小圈圈。瞿秋白和鄭振鐸有過多次爭論，提出了「文學為誰的人生」以及從什麼立場和思想出發來為人生服務的問題。他說：我們的人生很浮淺，勞動平民才有豐富的人生，他們所受的剝削壓迫才是真正的痛苦。大家應該去瞭解勞動平民的人生，瞭解他們的痛苦和要求，使文學為勞動平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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