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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苦悶,求索,鬥爭(6)


  8月23日上午十時,瞿秋白和各地代表在北京山東中學集會,決定面見徐世昌,呈遞請願書。請願書揭露了戒嚴令頒佈後山東人民備受迫害的狀況:「下令戒嚴,橫加壓迫,以致法網羅織,雞犬不寧。圍校舍如屠城,視人命如草芥,山東全省遂暗無天日。」揭露了馬良媚日賣國,屠殺人民的罪行:「濟南鎮守使馬良憑恃權威,平日已無毒不作。自彼兼任戒嚴司令以來,更逞其摧殘教育之積心,肆行荼毒,草菅人命。動觸腹誹,市井日驚,居民無告。豈我國家法令森嚴之日,二十世紀民權昌明之世,而容再有此殘殺無辜,橫蠻無忌之徒,得以行其禍國禍民之計?矧又昌言媚外,發種種合併之謬說,……且恐騰笑友邦,貽墜國體。」要求徐世昌「即行明令,罷斥馬良各職,嚴加懲辦,以慰魯人,而謝天下」。當天下午三時,瞿秋白與全體代表三十多人一齊到新華門。徐世昌不予接見,派警察處長和督察長敷衍代表,被代表們問得理屈詞窮。四時許,京師警察廳竟將包括瞿秋白在內的全體代表加以逮捕,拘入警廳。代表被拘,激起更大的反響。8月26日,北京、天津代表三十余人再往請願,徐世昌仍不見。全體代表堅持到深夜,露宿於新華門外。27日,北京學生二千余人到新華門,加入請願行列。徐世昌仍拒不出見。當夜,二千餘人都在新華門外露宿。28日上午,北京政府發出禁止請願佈告,誣指各界代表「不依照法定程序遽行請願」,並威脅說:「倘再有此等行動,國法具在,斷難曲予優容。」午後一時許,大批軍警奉令將請願群眾脅迫到天安門。晚八時許,將其中請願代表十一人拘捕。其餘群眾被武力驅散,受傷者達數十人。

  北京政府原來打算把被捕的代表全部予以槍決,以收懲一儆百之效。但在全國愛國運動壓力下,不得不在8月30日將兩次逮捕拘押的請願代表全部釋放。

  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逮捕。由於勞碌過度,再加上監獄中的惡劣條件,他出獄之後,竟至吐血,病了幾個月。表姐夫秦耐銘寫信慰問他,他在覆信中說:「幹了這平生痛快事,區區吐血,算什麼一回事!」表現了崇高的愛國熱忱和頑強的鬥爭精神。

  ①秦訥敏(耐銘):《回憶瞿秋白烈士》。無錫《工人生活》1957年6月18日。

  【文學翻譯活動】

  五四時期,瞿秋白的文學活動,主要是翻譯和介紹外國文學特別是俄國文學作品。

  俄文專修館「用的俄文課本就是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等的作品。」瞿秋白大量地閱讀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作品。他發表的第一篇文學譯作,就目前所知,是1919年9月15日出版的《新中國》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閒談》。此後,陸續發表的還有:果戈裡的短劇《僕禦室》(發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曙光》第一卷第四期),果戈裡的小說《婦女》(發表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蘇州《婦女評論》第五卷第三期),法國都德的小說《付過工錢之後》(發表在1920年4月11日出版的《新社會》第十七期)。他還準備翻譯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復活》,1920年9月出版的《改造》月刊第一卷第一號刊登的「共學社」出版預告中已經列為《俄羅斯文學叢書》之一。後因出國赴俄,這個計劃沒有實現,改由耿匡翻譯了。

  ①鄭振鐸:《回憶早年的瞿秋白》。《文匯報》1949年7月18日。

  瞿秋白對俄羅斯文學的愛好和介紹,影響了他的一些朋友如鄭振鐸、耿匡等人。鄭振鐸後來回憶說:

  我們這時候對俄國文學的翻譯,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秋白、濟之,還有好幾位俄專裡的同學,都參加翻譯工作。我也譯些契訶夫和安德烈耶夫的作品,都是從英文轉譯的。同時,也看些用英文寫或譯的俄國文學史,象小小的綠皮的家庭叢書裡的一本《俄國文學》,就成了我們懷中之寶……

  我們譯的東西,其初是短篇小說,由耿濟之介紹到《新中國》雜誌去發表。這雜誌由一位葉某(已忘其名)主編,印刷得很漂亮。後來由一個什麼人的介紹(已忘其名)我們認識了「研究系」的蔣百里。他正在主編「共學社叢書」,就約我們譯些俄國小說、戲劇加入這個叢書裡。

  ①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12期。

  瞿秋白同這些青年文學愛好者團結在一起,積極地進行俄羅斯文學的翻譯工作,很快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20年7月,北京新中國雜誌社出版了耿匡、沈穎等翻譯的《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第一集,瞿秋白為此書寫了一篇序。同時,又為沈穎所譯《驛站監察吏》寫了序《論普希金的〈弁爾金小說集〉》。瞿秋白和耿匡共同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說,輯為《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後來在1921年12月,作為「共學社」的《俄羅斯文學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書前有耿匡的序。這十篇譯作,由於未分別署譯者名字,所以現在已不知道究竟哪幾篇是瞿秋白譯的,只好存疑了。據熟知情況的瞿菊農說:瞿秋白和耿匡當時在翻譯俄國文學作品時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合作得很好。因為瞿秋白的俄文和中文的程度都比耿匡好,耿匡翻譯的東西,差不多都經瞿秋白修改過;有時候兩個人共同翻譯:瞿秋白看著原著進行口譯,由耿匡記錄下來,經瞿秋白修改定稿。

  由沉醉於吟詠那種排遣個人積鬱的舊體詩詞,到熱心地翻譯和介紹俄羅斯文學作品,使文學活動面向中國的知識界和中國人民大眾,這在瞿秋白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轉折;是經歷了五四運動後,隨著他的政治思想轉變而必然出現的新的現象。

  1920年3月16日,瞿秋白寫《〈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序》,其中對於文學與社會變革、社會思想變化的關係,寫道:「只有因社會的變動,而後影響於思想,因思想的變化,而後影響于文學……俄國因為政治上、經濟上的變動影響于社會人生,思想就隨之而變,縈回推蕩,一直到現在,而有他的特殊文學。就是歐美文學從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象徵主義間的變化,又何嘗不是如此。」文學受社會的影響,反過來也能影響社會,推動社會變革。瞿秋白在1920年2月4日翻譯果戈裡的《僕禦室》時寫的《後記》裡寫道:文學作品「描寫刻劃『社會的惡』,……以文學的藝術的方法變更人生觀,打破社會習慣,有助於改變『社會的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544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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