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三苦悶，求索，鬥爭(5)

三苦悶，求索，鬥爭(5)

　　在全國人民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的高壓之下，北京政府無可奈何地罷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拒絕在辱國的和約上簽字。這兩件事無疑是振奮人心的。有些人因此感到滿足了，失去了鬥爭的積極性；但瞿秋白深感中國仍然處在危急存亡之秋，他不能不出來說話。7月17日，他所寫的《不簽字後之辦法》一文在《晨報》第六版發表。

　　他在文末的跋中說：

　　僕素昧於外交大勢，茲就愚見所及，有所陳述。不覺所望於政府者太奢，即所望于國民者亦恐太過。然人患不能自立，苟有決心，何事不就，不甘自輕而召侮。

　　這一段話是溫和的，有節制的，但內中所包含的強勁的決心是顯而易見的。

　　瞿秋白對政府的要求有三條，中心意思是要求政府在外交中「須有手段，有眼光，勿再蹈……失敗之覆轍」，「更萬勿再與日本訂立自喪主權之條約。」這當然是「所望太奢」，因為北京政府是賣國政府，不賣國就得不到帝國主義列強的庇護和扶植，就無法對付人民的反抗，它註定是個軟骨頭的政府。

　　最重要的是人民大眾。瞿秋白對學生的要求有三條，對「國民」的要求有六條。對學生的三條要求是：（一）各地學生聯合會多出書報，切實研究外交政治，以為一般社會之指導；（二）遊行演講，定期演講宜永遠進行；（三）學生儲金，以為贖路之助，並可為長期儲金，興辦學生工廠或公共消費社，以間接提供國貨。這裡，瞿秋白是很看重宣傳輿論工作的，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傑出的宣傳家，絕不是偶然的。

　　「今日政府萬不可靠」！因此，他把希望寄託於人民，提出「國民所應辦者有六」。這六項之中，除卻「籌款贖路」、「抵制日貨」、「長期儲金籌辦平民工廠振興實業」三條外，其餘的三條至為重要：（一）亟宜聯絡各省各界聯合會團體，一致宣言，並派代表入京要求政府實行此三項（按指「政府所應辦者三」）及隨時明白宣佈一切外交情形及各項文電，如不得要領，即可表示國民對政府最後之決心；（二）聯絡各地各界聯合會、各團體，即可組織全國各界聯合會，派代表赴和會請願並監視專使；向和會聲明全國國民之意，山東問題必得一公允之解決；一切秘約及二十一條，中國國民誓不承認，必須廢除。不然，是協約國絕中國太甚，中國國民唯有與日人拼命，而決不能負破壞東亞和平之責；（三）中國在各國的留學生、華僑、華工，亟宜組織通信社或外交研究會，各就近投稿於外國報刊。最好創設報館於各國各地，而華僑、華工更可為其他運動，以示中國國民民意真相，並可激起國外之輿論，冀多少取得英法各國之同情。^①

　　①以上均見《晨報》1919年7月17日第六版。

　　痛感祖國前途多難，岌岌可危，他於是提出「今日政府萬不可靠」，具有明顯的反對封建軍閥政府的意義；「唯有與日人拼命」，則表現了他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思想；他期待著人民大眾奮起救亡圖存，那感情是極其真摯灼熱的。

　　這時，山東省發生了「馬良禍魯」事件，由此引起了全國人民對「魯案」的聲援。瞿秋白又積極地投入了這場聲援的鬥爭中。

　　山東是皖系軍閥和安福系政客盤踞的省份。山東督軍張樹元、濟南鎮守使兼警備司令馬良（回族）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將。7月21日，濟南學、商、工、農各界千餘人召開救國大會，揭露日本侵華暴行，痛斥安福系的喉舌《昌言報》的賣國言論，沖入報館，將該報經理、主編等捆綁牽至街頭示眾，然後送交省長公署和檢查廳，要求對他們繩之以法。22日，張樹元急電北京政府，請頒戒嚴令。25日，北京政府下令宣佈濟南戒嚴，以馬良為戒嚴司令。馬良公然主張中國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反對抵制日貨，「感激」日本接濟餉械，甚至鼓吹中日合併。8月3日，山東學生請願團要求省當局解除戒嚴令，禁止賣米給日本，釋放被捕的愛國者。馬良派兵鎮壓，捕去請願者十六人。不久，又將馬雲亭等三位回族愛國者逮捕槍殺。

　　馬良禍魯殘民的罪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共憤。於是，一個以要求取消山東戒嚴令，懲辦馬良為中心內容的請願運動勃然興起。北京、天津、山東、唐山、山海關等地代表齊集于北京進行聯合請願鬥爭，要求總統徐世昌取消山東戒嚴令。

　　瞿秋白參加了請願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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