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三苦悶，求索，鬥爭(4)

三苦悶，求索，鬥爭(4)

　　【在五四運動中】

　　1919年的春天，嚴重的民族危機籠罩著中國。在這存亡攸關的時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學生，從古城的四面八方彙集於天安門前，向中國和世界宣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民族、領土、國家、主權，與華夏子孫息息相通，休戚相關。民族大義和愛國激情壓倒了一切，凡是有血性的匹夫——他們來自不同的民族、階級、階層、社團、派系，具有不同的志趣、愛好、觀念、信仰——都在愛國主義的感召和激勵下，奮起進行救亡圖存的鬥爭。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是北京青年的正義呼聲。「挽救危亡，死生以之，義不返顧」——這是上海學生的莊嚴誓詞。

　　「誓保國土，誓挽國權，誓雪國恥」——它表現了天津學生的愛國義憤。「為國家，今罷市，救學生，除國賊」——它表達了上海商界的救亡心聲。偉大的中國工人階級，則誓作學商各界的後盾，「眾心堅決，不可遏止」。他們表示：不是為了增加工資縮短工時，而是為了阻止列強侵略者把中國大好山河變成奴役中國人民的殖民地。

　　五四時代是愛國志士輩出的時代，他們中的傑出人物，有倡導民主和科學以改造中國的陳獨秀；有立志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中華」的李大釗；有以大聲呐喊，醫治「中國的昏亂病」的魯迅；有「時時滌舊，染而新之」，以再造中華的毛澤東；有以使「中華騰飛」於世界為職志的周恩來；有以「新民」、「除暴君」為宏願的蔡和森；有歌頌「火」與「鳳凰」，以求「照徹世界」的郭沫若；有以「互助利群」來「謀求社會之改造」的惲代英，等等。瞿秋白也是愛國志士行列中傑出的一員。他心頭久經壓抑的火種，即刻同這一場反帝反封建的愛國圖存的大火連接在一起。他是俄文專修館同學公推的學生代表，率領同學參加了5月4日天安門的示威遊行和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的壯舉。5月5日北京各專門以上學校學生實行總罷課。6日，各校代表會議討論通過了組織大綱，宣佈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這次會議，並且作為俄文專修館的學生代表，擔任學聯的評議部議員。評議部的職責是議決學聯的重大事項，各校不論人數多少，均出評議員二人。學聯成立後，立即積極設法營救被捕學生。接著，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鬥爭。5月14日，北京政府徐世昌被迫發表挽留蔡元培的指令，同時卻下令挽留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北京政府還連下兩道命令恐嚇和鎮壓愛國學生，宣稱「遇有糾眾滋事不服彈壓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懲」。這就更加激起了青年學生的反抗。北京學聯經過多次醞釀，在5月18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從19日起，實行總罷課。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專修館和他的朋友鄭振鐸、耿濟之、瞿菊農等所代表的匯文大學、鐵路管理學校等，都是北京學聯的組成單位，他們經常在一起開會，進行愛國活動。瞿秋白、鄭振鐸等人所在的學校，單位雖小，工作卻很難開展，鄭振鐸說他自己「領導不起來，特別是我幾乎成了『單幹』。」^①瞿秋白以閱歷深，學識博，見解新見長，在這些年輕人中間，有「少年老成」之稱。鄭振鐸說：「秋白在我們之中成為主要的『謀主』，在學生會方面也以他的出眾的辯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們的活動，正確而富有靈活性，顯出他的領導天才。」^②

　　①②鄭振鐸：《記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新觀察》1955年第12期。

　　北京學生實行總罷課以後，大規模地開展了講演、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等活動。瞿秋白率領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冒著初夏的驕陽活躍在北京街頭。由十人左右組成的講演「十人團」尤其活躍，人煙稠密的商業區、遊覽區和廟會，是他們經常去的場所。講演的題目有「愛國」、「青島問題」、「爭回青島」、「國民自決」、「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麼樣？」、「青島交涉失敗的原因」、「山東與全國的關係」、「青島關係我國之將來」、「國民快醒」、「抵抗強權」、「日本的野心和中國救亡的法子」、「五月四日」、「亡國之痛苦及救國之方法」等等。他們的講演是緊密地結合著現實鬥爭，進行反帝愛國宣傳，對於促進群眾的覺醒，推動愛國運動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

　　市民踴躍聽講，聽到痛切處，往往痛哭流涕。

　　面對如火如荼的學生愛國運動，北京政府接連下令鎮壓。5月21日，徐世昌令「屠夫」王懷慶任步軍統領，將北京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之下。瞿秋白和朋友們的活動越來越富於鬥爭性和隱蔽性。他們經常在夜間開會，開會前悄悄地零散地溜進會場，散會後又分散著悄然離去。各個學校附近，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偽裝成小販、車夫、鞋匠等，監視學生們的行動。有的特務夜間埋伏在隱蔽的角落，學生走過，他會突然叫你的名字，你一答應，他們便蜂擁而上，把你抓走。他們用這種伎倆，抓走了一些同學。瞿秋白在鬥爭中學會了機警地對付敵人，他幾次甩掉了跟蹤盯梢的特務。一次，他被一個特務盯梢。他上電車，特務也上電車；他坐人力車，特務又坐人力車跟上。他轉彎抹角地兜了很多圈子，終於把特務甩掉了。這時，瞿秋白和同學們出校活動，常常二三人結伴同行，互相照應，以防敵人破壞。

　　北京政府為了撲滅五四愛國活動的烈火，在6月1日連發兩道命令，一道是為賣國賊曹、章、陸洗刷罪行，掩飾北京政府媚日賣國的醜惡嘴臉；一道是誣衊學生愛國行動「越軌」、「禍國」，限令「即日一律上課」，否則將予逮捕法辦。

　　學生們的嚴正回答是：從6月3日起恢復一度中斷的街頭講演。倘遭逮捕，次日加倍出動；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動，直到全體學生被捕完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多所學校各派數百名學生上街講演。瞿秋白和俄文專修館的同學一起到達預定地點，開展講演活動。反動當局出動大批軍警驅散聽講的群眾，逮捕講演的學生。當天，學生被逮者達一百七十八人，瞿秋白也被逮捕。由於捕人過多，警察廳已容納不下，便把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學法科校舍臨時改為拘留所。6月4日，有更多的學生上街講演，又被捕去七百多人。北大法科收容不下，又把在馬神廟的北大理科校舍改為臨時監獄。瞿秋白和被捕同學一起堅持鬥爭，抗議軍警非法捕人，要求立即釋放。6月5日，各校出動講演的學生，增加到五千餘人。當日，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消息傳來，北京政府急忙召開國務會議，被迫釋放全部被捕學生。但是被捕學生拒絕出獄，而且反拘了七名警察，留下兩座軍警帳篷，作為揭露反動當局的證據。6日，學聯通告全國，控訴當局迫害愛國學生的罪行。直到6月8日，學生們為準備參加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大請願，才離開了臨時監獄，返回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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