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傳三苦悶，求索，鬥爭(3)

三苦悶，求索，鬥爭(3)

　　【苦悶與彷徨】

　　北京是北洋軍閥統治的巢穴，袁世凱死後，各派軍閥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在反復的角逐中，日本帝國主義卵翼下的段祺瑞皖系軍閥一度獲勝，在五四運動發生的前兩年間，中國幾乎完全成為皖系軍閥的天下。段政權對外喪權辱國，對內橫徵暴斂，北京城裡的新貴們欺侮和壓地平民百姓之殘酷，比起前清的酷吏們絕不遜色。

　　在絕頂黑暗的社會，置身於窮困清苦、寄人籬下的生活，飽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辛酸，這一切都催促著瞿秋白心靈的早熟。他憎惡這個社會的虛偽和醜惡，這個社會使他變得過早的敏感和清醒。但是，他最初的反抗，卻往往表現為冷漠和避世；他試圖解釋人生，卻找不到先進的思想武器，而只能借助于經學、佛學這類傳統而陳舊的思想資料。這反映出他不滿現狀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悶和彷徨。他這時的苦悶和彷徨達於頂點。人生的道路究竟在哪裡呢？他後來嚴肅地總結了這一時期的思想說：

　　從入北京到五四運動之前，共三年，是我最枯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際可以說絕對的斷絕。北京城裡新官僚「民國」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厭世觀的哲學思想隨著我這三年研究哲學的程度而增高。然而這「厭世觀」已經和我以前的「避世觀」不相同。漸漸的心靈現象起了變化。因研究國故感受興趣，而有就今文學再生而為整理國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而有就菩薩行而為佛教人間化的願心。這雖是大吉不慚的空願，然而卻足以說明我當時孤獨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觀」。一部分的生活經營我「世間的」責任，為自立生計的預備；一部分的生活努力於「出世間」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我的進俄文專修館，而同時為哲學研究不輟，一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這種人生觀的表現。^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4—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瞿秋白思想所受的影響是龐雜的，多方面的。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清末以來流行的各種學術思想和社會思潮，對他都有影響。從今文經學到佛學，從改良主義到實驗主義，從整理國故到文化救國，都溶入了這個青年學子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中。

　　清末今文經學派，就其學統而言，是漢代公羊學派，主要依據《春秋公羊傳》及董仲舒、何休的著作；就其中心思想說，是講求孔子的微言大義，據亂、小康、大同之類。瞿秋白中學時代嗜讀康門大弟子梁啟超的著作，希望今文經學再生，說明他的思想深受這種革舊布新，去惡改良思潮的影響。

　　佛學禪宗關於人生哲理的思辨，也啟發過青年瞿秋白的思想。佛學從中晚唐到北宋，禪宗戰勝其他佛教派別而占居統治地位。禪宗教義與中國傳統的老莊哲學對自然、社會與人的態度有相近之處，它們都採取了一種准泛神論的親近立場，要求自身與自然合為一體，希望從自然中吮吸靈感和了悟，來擺脫社會、人事的羈縻，獲取心靈的解放。瞿秋白在黃陂讀佛經時，說過：「老莊是哲學，佛經裡也有哲學，應該研究。知識不妨廣泛，真理是探索出來的。」^①他之鑽研佛學經典，不是被一種什麼特殊對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體的偶像崇拜牽著鼻子走，而是為禪學哲理思辨的奧妙所吸引，以至陶醉其中，樂而忘返。但是，瞿秋白並不是癡愚之徒，沒有被佛學的鴉片完全麻醉倒地，他既要出世，又在世間。因為他是生活在現實世界中，口雖說空，行在有中，種種現實的因果實象，都使他不肯也不能夠完全陷於佛學的迷惘虛幻之中，而只是要做一個具有「菩薩行」的人。

　　①周君適：《瞿秋白同志在黃陂》。《山花》1981年7月號。

　　所謂「菩薩行」，不過是大乘佛教所說的大話狂說。它藐視小乘佛教只求自利，宣稱自己是以利他為宗旨，要度盡一切有情（一切動物）使皆成佛，自己才由菩薩位進入佛位。對於佛學的這種說教，瞿秋白不是從迷信宗教的角度而是從哲理思辨的角度加以理解，並把它做為一種人生的理想和道德的規範加以接受，力求使其成為自己行動的準則。他從1923年開始用「屈維它」的筆名在《新青年》、《前鋒》上發表文章，這是他的一個不曾公開用過的別名「韋護」的諧音。他用這個名字時曾對丁玲說：「韋護是韋陀菩薩的名字，最是嫉惡如仇，他看見人間的許多不平就要生氣，就要下凡去懲罰壞人，所以韋陀菩薩的神像歷來不朝外，而是面朝著如來佛，只讓他看佛面。」^①

　　①丁玲：《我所認識的瞿秋白同志》。《文匯增刊》，1980年第2期。

　　瞿秋白講佛論經，都以文化救國為其直接目標。「以文化救中國」，就是渴求以文化之普及，救治被統治者愚弄麻醉了的人民大眾。這是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特別是從1915年《青年》雜誌揭櫫科學、民主兩面啟蒙大旗以後，在中國思想界出現的一股強勁有力的潮流。魯迅之提倡「個性解放」，其義在此；瞿秋白之重「文化救國」，其義也在此。他們都是看到中國「國民性」之麻木、愚弱，而求通過思想啟蒙運動，使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覺醒起來。

　　這種探索的精神，固然是極可寶貴的，但是一時很難看到效驗。中國的「國民性」既然主要是由於受到長期壓迫剝削、侮辱和損害而造成的，它的根基在於中國的社會經濟關係和政治制度。不求經濟和政治上的根本解決，希圖孤立地解決精神上的疾患，當然是本末倒置。事實正是如此：1917年11月，俄國發生了社會主義革命，一個地跨歐亞的巨大的鄰邦的億萬民眾獲得了新生。同樣是地大人多的中國，卻仍舊飽受苦難貧困，而無法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年底，北洋軍閥傾全力「討伐」孫中山依靠西南軍閥在廣州建立的護法軍政府；不久，西南軍閥也排斥了孫中山，護法運動宣告失敗。中國的政治又走到了死胡同。瞿秋白仍在堂兄家裡寄宿吃飯。「當時吃的飯是我堂阿哥的，不是我的。這寄生生涯，已經時時重新觸動我社會問題的疑問——『人與人之關係的疑問。』」^①可是，人生，社會的種種問題，從何處尋求滿意的答案呢？

　　①《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

　　苦悶到了極點時，只有那無法排遣的悒鬱陪伴著他：

　　雪意淒其心惘然，
　　江南舊夢已如煙。
　　天寒沽酒長安市，
　　猶折梅花伴醉眠。

　　江南，童年，苦與樂，悲與歡，已如過眼雲煙一去不返，然而卻不曾忘卻；以酒為友，尋求麻木，折梅為伴，高潔自許，也只是一種想像中的慰藉，一種在無限漫長的苦悶彷徨途程中的短暫的小駐，調子是頹唐的，愁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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