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在上海·上海人民的「好當家」

上海人民的「好當家」(1)

　　——武漢

　　1995年，是潘漢年誕辰90周年。一提起這個一直使我夢牽魂縈並為之神往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猶歷歷在目。但因事隔40個春秋，且遭遇過無盡的折磨，對於他的雄偉業績和出色的工作，猶如一縷輕煙已被蕩拂得依稀飄渺。現在，只能將記憶中猶存的點點滴滴的追憶，寄託對他的沉痛懷念和無限的哀思。

　　上海解放後，我分工負責接管偽市府秘書室和文史委員會，並擔任軍管會秘書，負責處理軍管會辦公廳政法公文的審批會稿，以及擔任來信、來訪的接待和處理；也曾以英文秘書身份處理過幾件涉外商務。隨後，因外事處成立，我就不再參與外事業務，專職從事辦公廳的日常政法事務以及陳毅市長交辦的有關任務。陳毅辦公室的秘書，由朱青擔任。我和陳毅保持著直接的工作聯繫。潘漢年是軍管會秘書長、市政府副市長，分工負責統戰工作和治安保衛工作。每當我所處理的公文和業務涉及他的分工範圍時，都直接到市長室向他彙報和請示。從接觸中，我發現他水平很高，才華出眾，考慮問題周密，遇事果斷，從不含糊拖延。遇到有些問題還需周密考慮時，他要我向原單位領導詢問細節，再向他彙報後，由他批示。從此，我接受他的教益，凡要向他彙報審批的事項，都事先與原報單位聯繫，瞭解細節和前因後果之後，再向他詳細彙報，使他能順利決策。

　　1950年初，朱青秘書因病住院開刀，經組織決定和潘漢午認可，由我到市長室接替朱青的工作，負責市長室和市府黨組的秘書工作，並兼任潘漢年的秘書。為了照顧潘漢年的工作、生活，更好地履行我的保衛任務，經組織決定和潘漢年同意，我搬進華山路潘漢年住所居住。他家只有夫人董慧，沒有兒女。我搬進他家後，他沒有把我當外人，我成為潘家的一個成員。每天和他們一起吃早餐，餐後一起乘汽車上班，中午都在單位吃飯，晚上一起回家吃晚飯。飯後一起工作或閒談。我和他就這樣生活在一起前後近兩年，直到1951年底，我調到市公安局後，才從他家搬出，從而結束我的市府秘書生涯。兩年的秘書工作，使我對潘漢年的生活細節和工作態度比一般人有更深刻的切身體會和瞭解。

　　潘漢年名義上雖是副市長，但因陳毅市長軍務在身，他的工作頭緒繁多，除了要處理上海市政管理和建設工作之外，還擔任華東局委員、市委統戰部部長、社會部部長，上海市委常委，並主管政法工作。這在當時上海市領導人中是兼職最多、負擔最重的一位。但他對市府的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條，忙而不亂，效率極高。潘漢年之所以每天能以較少時間完成如此巨大繁重任務並取得極大成效，是由於他的優秀素質、超人水平和務實的工作作風。他信任幹部，充分發揮各級領導的功能作用，讓他們有責有權，各盡所能，各求其效，從不在具體工作上指手畫腳，而是放手讓局、處長全權操辦，從而增強了局、處長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增強他們的工作信心。每當局、處長遇到一些緊急而難於處理的問題，他都能積極果斷地幫助解決。他工作抓得很緊，華東局的工作，在華東局辦公時解決；市委的工作，在市委辦公時解決；統戰工作在統戰部辦公時解決，所有各部門的工作，從未「跨門辦公」。而市府的送批公文都每天批完。遇到他在外辦公，不能來市府時，則由我將待批卷宗帶回家裡，晚飯後由他連夜審批，嚴格履行「公文不過夜」的原則。上述工作作風就是潘漢年能夠帶領各級領導，形成一個有機整體，使整個市府的工作順利進行並取得了良好效應的關鍵所在，也是他的過人之處和備受下屬幹部愛戴的根本所在。

　　潘漢年對於華東局、市委、統戰部召開的會議非常重視，每次必到。會前有所準備，會上靜心傾聽，發言簡要而言之有物。會期都只有半天，每次都收到預期效果。至於他召開的市府局、處長會議、黨組會議，都有明確的討論內容和預期目標，只用半天時間5便能解決實際問題。這種會議呈現出強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把局、處長的聰明才智和實踐經驗都集中到會議中。但他對當時上海各單位的慶典活動都不參加，只要求我把收到的請柬單位和內容向他彙報。有時，他認為有必要，就派專人代他出席，但禁止代表他發言或致賀詞。有一次，市總工會發來慶祝大會的請柬，他不出席。朱青秘書向他提出意見，說：「工商界，民主人士的會議你都出席；工人階級的工會開大會，你為什麼不出席？」潘漢年直截了當回答：「市委分工，市總工會由劉長勝領導，他已代表市委主持會議，市府就不必干預群眾團體的活動。像這樣的會議多得很，每次都參加，我哪有時間工作？！」

　　對於各種宴請的嚴肅態度，也是潘漢年一個突出優良表現。對於外事活動中的外方邀請，他顧及外交禮節，如約前往，但寒暄幾句就先行告退。他也設宴款待過幾個重要的、有政治意義的外國代表團、演出團以及出國演出的中國藝術團體。但對本市各機關團體以各種名義對他的宴請，他不但不參加而且有反感。市府各種會議只開半天，不搞宴請。開人代會、協商會，他也只吃一份工作午餐；對外地或中央來滬幹部，他從不設宴迎送，必要時由有關單位代表他設宴招待。當時的南京市市長柯慶施負有「特別任務」專訪潘漢年時，他只在家中由保姆操廚宴請他一次。這是他在家宴請的唯一的一次。至於統戰界知名人士，如榮毅仁、郭棣活、盛丕華父子等人對他的宴請，如果有事商談，他會把我帶去，表示是為公事而來。他以身作則、艱苦勤儉，從未收過禮品，也沒人敢向他送禮。我在他身邊工作，只看到他收過有限的幾次禮品：一是董慧的弟弟從香港給他帶來的一些衣物用品；二是夏衍同志出國回來送他一件小禮品（我也收到一把小洋刀）；三是我從老家托人繡了有他名字的半打手帕。所以，他家逢年過節沒有人送禮，家裡除了一架滬產的收音機外，連一台電風扇都沒有。正因為他能以身作則，當時吃、喝、請客、送禮之風不敢抬頭；也無人敢去吃、喝、玩、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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